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根本性作用

2010年，北大冯军旗发表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对河南某县（文中以“中县”代称）的政治生态的一个相对全面的调查研究。 论文分析了中县的干部的构成进入、轨迹、摇篮、政绩和关系，可以说分析的面面俱到。文章在对改革开放30年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大背景下，运用政治精英生涯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县干部1978年以来的变迁和晋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并提供了中县干部的整体图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引发了大量关于官场生态的讨论，被誉为公务员必读书目。

1、从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说明干部的流动和他们的晋升成正比。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2、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3、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过度竞争”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4、中县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5、关系网的连接方式主要是喝酒、打牌和送礼。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是中县每个干部的必备之课。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打牌一般是喝酒的后续节目。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晋升和办事送之外，中县的惯例是，春节前一些下属单位和乡镇要给领导送红包，一般1-2千元。 6、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中县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南方周末》2011年对《中县干部》有过报道，全文如下： 《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编者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 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摘编------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 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献诗 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飘满了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内容摘要 本研究在对改革开放30年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大背景下，运用政治精英生涯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县干部1978年以来的变迁和晋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并提供了中县干部的整体图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 从干部的家庭出身来看，60%来自于农家，20%来自于干部家庭。从性别结构来看，90%是男性，10%为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35—55岁的年龄区间。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日制教育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在职学历教育则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从专业来看，全日制教育文科和理科都占一定比重，文理不分的比重最大。在职学历教育则以人文社科为主。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都是地方精英，正科级以下基本都是中县人，副处级以上基本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在籍贯分布中，不均衡现象明显，某个地域集中产出干部的精英集群现象突出。 从中县干部的来源来看，主要是三个渠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吸收录用。 从他们的初职获得来看，主要是贯彻学用一致，专业对口的原则，同时关系等社会资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获得初职后，大多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成长阶段，这其中，再筛选机制在他们的单位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教师从政则是比较鲜明的干部流动现象。同时在干部流动中，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突出。而单位流动的结果证明，干部资源的多少和单位的好坏往往成正比。 从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说明干部的流动和他们的晋升成正比。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从政绩与干部的仕途来看，1978年以来，中县实行了一种以激励为主的干部政绩型体制。通过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这种体制把干部引入为晋升而发展的竞赛中，从而形成了中县30年巨变的制度性因素。但凭政绩用干部必然导致政绩真伪问题，并导致假政绩的不断出现。政绩型体制在中县演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精英乡镇集团，产生了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的双强模型，这种双强模型以经济发展和绝对绩效为基础，使得绝对绩效而不是相对绩效，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指标成为政绩型体制的基础。 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过度竞争”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 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 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 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收集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了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人民网10月27日） 中县并不是个案，这正是这个问题的可悲之处，也是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所在。政治生态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我党执政理念的本质体现，否则，不仅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且会让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 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是保证民意政府的关键，“近亲繁殖”必然导致权力的垄断，权力垄断必然导致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从而造成权力的滥用，阻碍民主进程，影响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就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走关系”“找路子”是中国封建体制的余毒，从开始的“犹抱琵琶”到今天的“光明正大”，不得不令人堪忧。更可悲的是，这种潜规则也越来越被百姓“接受”和 “认可”，老百姓在办事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也是“托托人”“上上贡”，而不是找政策，找实据，这不仅给“潜规则”创造了滋生的温床，更加从内部削弱了 “反不正之风”的公众监督力度。 我们国家正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综合国力全面上升的关键时期，这就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参与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上来，这样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提高和改善民生服务，为国家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服务。 论文全文连载如下，共20w字，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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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中县干部 献诗 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飘满了蒲公英中县的天空 【内容摘要】 本研究在对改革开放30年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大背景下，运用政治精英生涯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县干部1978年以来的变迁和晋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并提供了中县干部的整体图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从干部的家庭出身来看，60%来自于农家，20%来自于干部家庭。从性别结构来看，90%是男性，10%为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35-55岁的年龄区间。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日制教育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在职学历教育则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从专业来看，全日制教育文科和理科都占一定比重，文理不分的比重最大。在职学历教育则以人文社科为主。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都是地方精英，正科级以下基本都是中县人，副处级以上基本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在籍贯分布中，不均衡现象明显，某个地域集中产出干部的精英集群现象突出。 从中县干部的来源来看，主要是三个渠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吸收录用。从他们的初职获得来看，主要是贯彻学用一致，专业对口的原则，同时关系等社会资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获得初职后，大多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成长阶段，这其中，再筛选机制在他们的单位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教师从政则是比较鲜明的干部流动现象。同时在干部流动中，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突出。而单位流动的结果证明，干部资源的多少和单位的好坏往往成正比。 从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说明干部的流动和他们的晋升成正比。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一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从政绩与干部的仕途来看，1978年以来，中县实行了一种以激励为主的干部政绩型体制。通过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这种体制把干部引入为晋升而发展的竞赛中，从而形成了中县30年巨变的制度性因素。但凭政绩用干部必然导致政绩真伪问题，并导致假政绩的不断出现。政绩型体制在中县演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精英乡镇集团，产生了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的双强模型，这种双强模型以经济发展和绝对绩效为基础，使得绝对绩效而不是相对绩效，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指标成为政绩型体制的基础。 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过度竞争”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干部构成，干部来源，干部摇篮，政绩，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卞之琳:《音尘》 200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来到河南省北山市中县挂职锻炼®，计划乡镇1年(挂职副乡长)，县政府1年(挂职县长助理)，主要任务是田野调查，写作博士论文。出发的时候，导师一再要求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就是睁大眼睛，多观察，多思考，在挂职实践中发现社会事实，发现论文主题。 中县位于河南省，全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80万人，设8镇5乡，2个街道办事处。中县境内，八水竞流，地势平坦，号称“百里平川”: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历史上自然灾害较少，中县人称自己家乡为“贵地”。 中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现正在向工业县转型。农业形成了蔬菜、畜牧、棉花三个支柱产业，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和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工业形成了棉纺织、食品加工、化工、建材等四个优势行业。截至2009年，中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3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个多亿，支出为8个多亿，农民人均收入5000多元。 在和中县领导干部的朝夕相处中，渐渐产生了研究这一群体的想法。在和导师多次交流沟通后，正式确定论文以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历程为基础，以晋升机制为主题，时间跨度则主要限定为1978年以来。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党的执政基础、政权的稳固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时，对县乡干部政治生涯的研究，是了解中国基层政治和社会变迁的钥匙和枢纽，因而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1978年以来中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现任的中县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正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一把手。具体来说，包括各乡镇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党委部门的常务副部长等，政府部门的委主任以及各局局长，垂直部门的各局局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武装部以及工会等机构的主要领导。 第二层次是199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和现任的领导干部一起，形成了中县10年来完整的领导干部更迭和变迁谱系。 第三层次是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离退休的老干部。这些老干部政治生涯长，经历的事件多，又是党的干部政策变迁的亲历者和体现者。同时，这些老干部阅尽沧桑，顾忌较少，往往能够坦率深刻地谈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他们增加了本研究的厚度和深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政治精英生涯分析为主要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政治精英生涯分析是政治精英研究的元模式和元方法，这正如美国政治精英研究大家拉斯韦尔所说:没有精英生涯的政治学只是动物标本(LiCheng,2001:51)。通过对微观的精英生涯的分析，可以贯通中观的政治机构生态和宏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因此，国内外的政治精英研究大多从精英生涯分析入手。 从微观层次来说，精英生涯分析主要关注精英的成长环境，精英政治生涯的转折，精英政治生涯的轨迹和流动，以及精英政治生涯的退出等等，往往需要构建完整的政治精英生涯历程。 从中观层次来说，政治精英生涯是在一定政治机构内的生涯，从而可以反映政治机构的组成、运转和生态，而不同的政治机构往往会在精英生涯留下不同的烙印。 从宏观层次来说，对政治精英生涯的分析，往往能够反映特定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比如政治精英的录用和流动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往往有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围绕政治精英生涯分析，本研究运用了下面三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1.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是定性研究较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近些年，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深度访谈法通过面对面的交谈，获得深度事实和复杂细节。由于本研究主要围绕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深度访谈是较好的研究方法，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形成个案研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下列范畴和人员: (1)乡镇领导。中县有15个乡镇，这样就有15个乡镇长和15个乡镇党委书记，笔者访谈了13个乡镇长和15个乡镇党委书记，形成了乡镇党政一把手的28个访谈个案。 (2)县直部委局以及垂直部门的局领导。中县一共有83个县直部委局，12个垂直部门局。这样就有83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和12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笔者访谈了45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和6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形成了县直部委局和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的51个访谈个案。 (3)县领导。中县把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统称为县领导，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武装部以及工会等机构的领导共32人，全部进行了访谈,形成了32个访谈个案，这其中包括28名副处级领导和4名正处级领导。 (4)老干部。笔者共访谈1978年以来曾经在中县工作的老干部26人，形成了26个老干部访谈个案。 (5)副科级干部和正科级干部。笔者还根据论文需要访谈副科级干部16人和正科级干部8人，形成了24个访谈个案。 这样一共访谈了161个案。 而笔者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的1年中，曾经访谈了60多位西城乡政府的领导干部，同时还对16个乡直部门的一把手和16位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访谈，共形成近100个访谈个案，这些个案提供了丰富的乡村干部生涯材料，并对本研究起到了预调查的作用。 深度访谈的具体方式，主要采取了下列三种: (1)圈定式访谈。就是研究者圈定必须访谈的对象，这包括县领导，县直重要部委局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等。 (2)推荐式访谈。就是让访谈对象推荐访谈对象，这一方面具有针对性，提高访谈效果和质量，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朋友圈和关系网。 (3)追溯式访谈。就是通过访谈了解到一些人或事件所涉及的人之后，顺藤摸瓜，沿着线索谈下去，同时注意收集当事人双方乃至第三方的意见。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了解问题，获得第一手材料，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访谈效果。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挖到很深的东西。 笔者在访谈过程中，明显感觉到老干部和副科级干部更坦率一些，更能谈出县乡领导干部政治生涯中的一些实情，而一些一把手特别是正在追求进步的一把手，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顾忌，对于这些，笔者一般通过访谈他们的上级或者下属来获得一些对比材料，比如对于关系网，当事人不愿过多谈及，就可以通过一些老干部或者任职较长的干部获得。中县不大，官场有其独特的信息传播系统，比如酒桌上，牌场上，相互之间，很难保存什么秘密。对于每个领导干部的具体情况，通过其本人和其上级下属的相互印证补充，往往能够形成完整全面的生涯材料。 2.文献分析法 对于本研究，中县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大致分为下列类别: (1)中县县情类。包括《中县县志》、《中县年鉴》、《中县乡村志》、《中县统计年鉴》等等，这些主要是通过县政府办、史志办等部门获得。 (2)简历类。包括1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15个乡镇长的简历:83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的简历:12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的简历:32名现任县领导的简历:199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52个县领导的简历，这些主要通过组织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办公室和《中县年鉴》等渠道获得。 (3)组织人事类。包括各级组织部门的《组织工作文件选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策法规文件选编》、《干部工作文件选编》、《干部人事工作实用手册》、《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中县组织史资料》、《北山干部任免名录1949-2000》等等。各级人事部门的《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等等。这些主要通过组织人事部门获得。 (4)档案类。包括中县制定的干部政策文件档案，干部任免文件，违纪档案，编制文件，机构改革文件等等。这些主要通过县纪委、档案局、编制办、机要局等机构获得。 这些文献材料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分析和统计，补充了通过访谈不能获得的资料和信息，同时，通过这些文献和访谈资料的相互印证，既能够判断访谈资料的可靠性，也可以为访谈资料提供政策框架和制度变迁脉络。 3.参与观察法 在中县挂职锻炼近2年的时间中，通过工作、开会、交谈以及喝酒等各种方式，我得以和中县的很多领导干部近距离接触，有很多都成为朋友。中县官风纯朴，没有排外思想。中县领导干部对于我这个下来挂职锻炼做社会调研的博士相待甚厚，我和他们也是“和谐社会”，相处甚宜，这些都为参与观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近距离的交往和接触中，我得以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交往:他们的发言、心声、思考:他们的酸甜苦辣、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感性基础和地方知识。 本论文对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就是提出并采用了“履历和访谈二重法”，一方面收集了中县重要干部的全部简历，从而构建了中县干部的简历体系。另一方面，对重要干部全部进行深入访谈，这样简历上无法体现的重要方面，就可以通过访谈得到。比如工作的具体变动以及每一次晋升的过程,特别是重要晋升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出现于简历，也就是简历只是提供干部的生涯框架，很多重要的细节资料必须通过访谈获得，这样简历和访谈就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而得以构建干部完整而翔实的政治生涯历程，这就是精英生涯分析的“履历和访谈二重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我的内部人身份显然大大有助于这一方法的运用和实施，这是很多研究者无法具备的优势。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本研究中,领导干部和政治精英是同义词，文献主要对194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进行梳理。中国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下同构，上层和下层的政治有很多的类似性。二是政治的精英性，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精英治国”，革命无非是新的精英打倒旧的精英。这使得在中国，精英政治和政治精英是一颗硬币的两面，息息相关。而本章希望把对中县干部的研究放在1949年以来整个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历史脉络中。从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来看，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也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从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现实来看，有两大特点:一是形成了欧美、港台和大陆三大学术研究重镇，特别是形成美、台和大陆学术研究三极，这其中，大陆的政治精英研究正在崛起。二是大陆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县以下，特别是乡村，境外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部级以上，这使得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成为大有可为的领域，也是本研究的缘起所在。根据本研究的主题，本节从政治精英特征，机构、职位与晋升，政绩与晋升，关系与晋升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研究等五个方面,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文献进行考察。 一、政治精英特征 早在1969年，Kautsky(1969)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的研究中，提出随着这些国家向工业化的转型，必将会伴随政治精英从革命精英向管理精英(技术官僚)的转型，并详细考察了两种类型精英在背景、经历、培养、态度和政策方面的不同。 1988年，LiCheng等(1988)在对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从革命老干部一一革命动员者和意识形态者向新的精英类型一一管理者和技术官僚的转变。李成等还对技术官僚这一术语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 此后对中共政治精英类型的研究不断出现，ChiangChiahsiung(1990)对1949-1987年期间中共172位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轨迹进行考察，从理性一技术的官僚模式出发，认为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将成为精英录用的决定因素，虽然从1949到1987年，省委第一书记中只有16%的技术官僚，但iangChiahsiung观察到，1977-1987年，省委第一书记中技术官僚比例显著增加，这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势。 Lee Hongyung(1991)在对中共政治精英变迁的研究中，提出1978年以来，中共政治精英出现了革命干部向党的技术官僚的转变。徐湘林(2001)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转换提供了精英更迭的新范例，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导致的政治精英更迭不同，内在政治动力是中国政治精英更迭的主要原因，精英更换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精英更换的结果是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崛起。LiCheng(2001)在对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高层政治精英的研究中，提出改革年代精英转型的显著特征就是技术官僚的崛起，技术官僚有三个特征:接受过技术教育，从事过专业工作，拥有领导干部职位。李成认为技术官僚的崛起，主要应归因于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针，而专业化方针实际上就是选拔接受过技术教育的理工科背景干部。Zang Xiaowei(2004)在二元精英路径视角下和对技术官僚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中共政治精英的政治一技术官僚特征，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代表了中共的两种官僚类型和晋升路径，组织宣传等政治官僚对于政治体系的管理和稳定至关重要，但他们需要技术官僚来分享权力，需要技术官僚的建议和专业能力，特别在经济领域。李成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区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中国，一个技术官僚一定是政治技术官僚，他们几乎都是党的官员，一些甚至是组织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因而所有的技术官僚同时也是政治官僚。黄信豪(2008)对1978年以来中共高层政治精英流动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精英录用并无外在于党务部门的单独通道，政府部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也显著增加，从而出现精英融合趋势，但党务部门对政治标准的要求要高于政府部门。 二、机构、职位与晋升 政治精英的晋升是个复杂过程，是多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选拔任用标准和程序以及政治机构都对流动影响很大，同时精英个人的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的文献主要是考察政治机构和职位等因素对晋升的影响。 Chiang Chiahsiung(1990)在对省委第一书记的研究中，发现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毛时代的清洗在邓时代基本不再出现。省委第一书记能否进入政治局与省的地位关联很大，这些关键省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在进入政治局的23名省委第一书记中，17名来自于关键省份。省委第一书记的政治机会已经结构化:他们大部分具有本省工作经历，43%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晋升，省委第一书记的平均任期是55个月等。 Bo Zhiyue(2002)对1949-1998年之间2534名中共省级领导进行了翔实的量化分析，发现省的地位不同对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影响很大。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代表席位，薄智跃建立了各省的权力指数，并称产出政治局委员的省份为“精英省”，主要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四川、山东、江苏和河南等省。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薄建立了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整体图像，发现:在时间序列下，省级领导人具有很大的稳定性，84%的会保持原位，3%得以晋升，3%水平流动，6%向下流动，4%会退休。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1967、1983和1993年，是省级领导人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薄还就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征和政治流动之间建立了模型，发现:大学文凭并无助于省级领导人的晋升，而具有大学文凭的省委领导的晋升几率竟小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省级领导。年龄和晋升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年龄大的省委领导流动率更大。从党员影响来看，非中共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非常小，但降职和退休的几率也小。从籍贯来看，本省籍的省级领导人的流动形态和外省籍的并无大的差别，但他们的流动率要小一些。从民族和性别来看，少数民族省级领导人流动率要小一些，降职的几率也小一些，女性省级领导人晋升的几率小一些，不到男性省级领导人的50%。从工作的层次来看，来自于中央的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大，水平流动和降职的几率也大，但退休的几率小。省级领导人政治流动也受政治形势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是最好的时期，晋升的几率大，降职的几率很小，能够体面地退休。从职务上看，省长的晋升几率最大，流动率也大，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则退休的几率更大。 Zang Xiaowei(2004)通过1988年和1994年《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中的1588名中国副省部级以上政治精英数据库，在二元精英路径的视角下，对中国高层政治精英的选拔任用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和晋升标准，党委系统晋升更强调政治标准，晋升中特殊主义更大一些:政府系统晋升更强调教育资格，晋升中普遍主义更大一些。同时具有重点大学理工学历的官员更易晋升。从流动率来看，大学文凭增加了党政官员晋升的几率，特别是在政府系统中，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政府系统的流动率比党委系统的要大。 黄信豪(2008)以1978至2008年之间739位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层政治精英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共在发展和专政的目标考量下，以及“调整为了生存，调整幅度也必须限制在生存目的下”的组织逻辑下，中共高层政治精英流动呈现“有限活化”的整体图景，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部门优先于党务部门的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党务部门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始终高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显著增加，中共通过党职经历，有意识培养专业精英:党职经历和政党赞助对精英仕途影响很大，年龄越轻和越快取得党职经历的精英，越快晋升为党领导人，而无党职经历，不具备政党赞助的专业精英流动率则较高:同时，党务部门流动率小于政府部门。不论晋升离退，任职正部级5-7年决定精英仕途发展结果，学历、专长能降低离退风险。 马敏镐(1997)通过对陕西Y县、江西G市、福建C市232名县乡干部的个人背景资料的分析，辅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研究。马敏镐建立了县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预备阶段、人选产生阶段、考核阶段、人选确定阶段和任命阶段等。并具体考察政策性因素、素养因素、人口学特征、环境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在对Y县10个县直职位竞争的研究中，发现年轻者和学历高者更易胜出，而具有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和乡镇一把手经历的干部更具竞争力。从晋升路径来看，县级干部同一系统和部门的内部晋升占了相当比例，还出现了机关一基层一机关等的晋升路径。 Landry(2000)通过对江苏4个县市243名县领导和县直领导的深度访谈，从组织人事和干部的角度考察分权改革下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Landry把江苏4县干部的仕途经历分为:党委、政府、军队、群团、乡镇和企业等五个类型，并构建了这些政治机构经历和干部晋升关系的数量模型，发现，党委经历是干部晋升的重要通道，对干部的晋升具有很强的推力: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委经历:军队经历对干部晋升的效应也显著:群团经历在1980年代显著，此后逐渐衰弱:企业经历和乡镇经历对干部晋升并无多大助益，虽然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从各级组织部门的作用来看，对科级干部来说，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对于县领导来说，则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这和组织部门下管一级的制度设计相符。Landry还发现，党龄和教育程度都有助于干部的晋升，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晋升较快。 以下文献考察了政治机构和特殊职位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 Li Wei & Pye(1992)指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秘书群体的普遍存在，并考察了秘书的职责，秘书的权力以及秘书和首长的共生关系等。LiCheng(2001)则注重研究秘书生涯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以及秘书在首长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联盟，政治权力基础的巩固以及协调作用等。李成的研究表明，在其界定的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中，具有秘书经历的都分别占据两成的比例，加上具有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长经历也分别约占两成，共约有四成的领导人具有秘书经历(Cheng Li,2001:151)，从而证明了秘书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这一命题。 寇健文(2001)通过对1978-2000年之间121位共青团中央常委的仕途考察，发现七成转业后担任党政干部，五成晋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从而实证了共青团为干部的摇篮，具有干部输送的组织使命。但团干部多半在组织、宣传、统战、外联和政法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和科技部门的主管，显示中共干部输送管道出现区隔分化现象。 李博柏、魏昂德(2008)对中国行政管理精英职位升迁中的政党庇护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党员在职业升迁和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秩序的核心。党员身份对职业生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入党早的人身上，党把成人教育作为提升干部培养对象的教育程度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得成人教育成为中共政党庇护的名副其实的方式。党员身份和精英职位具有强相关关系，这是政党庇护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 三、政绩与晋升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义也。中共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1978年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同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政治精英的评价标准也必然变化，这是中共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不仅考察政绩与精英仕途的关系，还考察组织人事制度变革以及精英仕途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荣敬本等人(1998)在对河南新密市等地县乡政治体制运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县乡压力型的政治运行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下级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关键是指标任务的层层分解和完成评价。这个体制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和跑官卖官、寻租等腐败的发生，所以荣敬本等人提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的时代课题。 杨雪冬(2002)以河北涞源县的调查为基础，考察了政绩考核从“忠诚一命令”式向“忠诚一政绩”式的转变。新的政绩考核通过政治承包制，围绕指标任务的分解、完成和评价来进行，形成了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但也带来了软约束和高成本等弊端。 Bo Zhiyue(2002)构建了省级领导人仕途的政绩型模式，认为派系和地方主义均不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而政绩则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变动。薄智跃发现，人口大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晋升: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周黎安(2008)提出了中国官员仕途的政治锦标赛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财政分权、属地管理和晋升竞争，从而形成了官员治理的整体性框架，使得官员为晋升而竟争，为竞争而发展。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周黎安(2008)等还运用1979-2002年的省级水平的数据验证官员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GDP实际增长率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终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张军(2005)等认为，为增长而竟争，这是中国增长之谜的一个解释，让地方官员树立为增长而竟争的政绩观，这是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增长共识的达成，对中国的发展作用甚巨，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 U型特征，任期定为5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2005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年间京官交流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 Gang (2007)通过1995-2002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当作用。 Landry (2003)通过1990-2000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中共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 Landry 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中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组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probit 模型，Landry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机制。 四、关系与晋升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Dittmer(1978)通过对四人帮垮台的考察，认为仅靠毛的恩宠而晋升是站不住的，必须权力和势力(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结合，建立深厚的背景和政治基础，才能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 Lampton(1986) 通过对纪登奎、彭冲、谷牧、余秋里、许世友和陈锡联仕途的研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彭怀恩(1986)以1950-1985年台湾行政院96位内阁精英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精英的背景、录用、结构和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建立了内阁精英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其研究在探讨内阁精英晋升和领袖的关系时，认为领袖充当了把门人的作用，其提名对于内阁精英的晋升至关重要。彭把关系主要限定在:血缘与姻亲:同乡，同学，同事:师生或部属关系:秘书等，统计结果发现,52%的内阁精英与领袖有直接关系。 Guo Xuezhi(1999)构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中的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恩情。郭学志认为在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系。 Li Cheng(2001)以清华大学为例，考察了学校网络在中共政治精英仕途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清华大学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摇篮主要得益于蒋南翔校长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又红又专的双肩挑制度以及中共干部四化方针中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李成还考察了政治家族子弟的家庭网络、学校网络、企业网络和姻亲网络，认为政治家族子弟在仕途占据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制度化和舆论的双重约束。Tanner等(1993)把政治家族子弟的优势归因于教育、技术技能的获得以及政治经验、政治可靠性的考量，同时认为政治家族子弟现象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政治传统中。 Opper&Brehm(2007)对中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政绩模式提出质疑，通过1987-2005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数据，构建了精英晋升的关系模型，证明关系而不是政绩在精英晋升中起重要作用。 Opper & Brehm认为在中国的M型社会结构中，省的自主性有限以及需要与中央的密切合作，这些都使得关系起到了基础性的筛选作用。但他们构建的关系模型中，以省领导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省籍贯、同校和同省工作经历作为关系指数，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马敏镐(1997)考察关系因素在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作用，认为正式关系是非正式关系运作的基础。马敏镐从与上级的关系、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与直接主管领导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与同级竞争者的关系、与组织部门的关系以及小圈子等面向，分别动态考察它们的作用。 樊红敏(2008)通过在河南黄市挂职锻炼的实地调查，考察关系在黄市日常政治权力运作的表现和作用。樊认为关系是黄市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主要表现为三种景况:跑项目、跑资金和招商引资:个人地位获得中的打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效运用等。关系主要分为纵的庇护关系网络和横的地方精英关系网络，它们相互交织，统一于日常政治生态和权力运行中。 实际上，与“关系”相关的派系争论早就开始了。 Nathan (1973)提出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模式，认为派系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垂直性依附关系，这种庇护性主从关系形成了架构式的关系网络。裴鲁恂(1989)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中共政治充满了共识和派系的张力，派系的形成与政治精英的不安全感息息相关。Dittmer(199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共精英政治的非正式政治模式，认为关系在中共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关系可分为价值面向的关系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政治精英的仕途中起决定作用，构成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基础。Pye(1995)对Dittmer(罗德明)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分类以及价值面向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分类提出质疑，提出关系政治的悖论:表面否认，实际却存在。认为中国政治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荣誉性的关系和不荣誉的关系，合法化或者制度化荣誉性的关系，承认政治领城中派系的存在，而不是对关系和派系不加区分，表面一概否定，实际却大行其道。 邹谠(2002)在对上述争论综合的基础上，认为:“非正式政治系由具有各种不同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的人们之间的政治互动所构成，这些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在因重大政策问题或人事变迁而展开的斗争、冲突或争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充当‘政治行动集团’(political action groups)的核心。”“正式政治最好由等级制金字塔来代表，而非正式政治则由蜘蛛网来代表……为了制度化及长期稳定的目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应该得到蜘蛛网的补充而不是支配。”(邹谠，2002:173-177)因此，邹谠认为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需要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关系起补充和支持作用。 五、县乡政治精英研究 对中国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无论大陆和美国，都比较薄弱，而中国台湾则一枝独秀，特别是台湾县级政治精英的派系和流动，积累了相当的文献。大陆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研究，则较为丰富，特别是乡村治理和乡村自治以及乡村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较多的文献。 Barnett(1967)通过对香港一些大陆移民的深入访谈，考察共产中国政治体系的组织和运行。通过福建X县、C公社的个案，Barnett详细描述了县、公社两级党政机构的组成和运行，以及干部的背景、构成和流动。比如当时X县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基本都是出身北方的南下军事干部，文化水平不高，比较年轻等等。通过其研究可以发现，中共的地方组织架构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 Barnett 的研究虽然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提供了详细的机构组成和运行信息，是美国学者对中共治理下县、公社机构的开拓性研究之一，也是较早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平台进行的研究。其采用的个案研究和深入访谈研究方法，被很多后来研究者采用。 Zhong Yang(2003)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通过对江西、江苏、福建和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历史变迁，县乡党政机构设置，县乡干部的行为和县乡政策执行等。钟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和Barnett的研究进行对话和比较。钟认为县乡干部作为理性行动者，具有自利行为，但也要受环境、政策、制度以及条条块块机构设置的制约。钟把县乡干部分为晋升型干部(乡镇干部)和中止型干部(县直干部)，并考察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从政策执行来看，地方干部具有倾向性，重要的和亮点型的政策执行较好，指导性和例行化的政策执行较差，同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较为突出。 Shen Mingning (1994)考察了政策驱动下华北Z县的干部更替，通过对76名县乡干部的深度访谈®，聚焦于干部构成的变化以及更替后干部的价值倾向、角色意识和施政行为。沈明明认为，于部年轻化政策造就了新一代的地方精英，他们更乐意于改革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以及地方面貌的改变，因此，年轻化政策的实施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地方干部基础，而政策驱动下的短时期大规模和平式的精英更替也为精英变迁提供了新的类型。 马敏镐(1997)以三个县的个案调查为例，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研究，在对选拔任用体系、结构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并动态考察政策因素、素养因素、关系因素等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马认为，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受中国传统政治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双重影响。 Landry(2000)对苏南和苏北四县干部的研究，通过对组织人事系统变迁，组织部门的权力，以及不同机构经历对干部仕途的影响的考察，发现在分权政策下，党对地方的政治控制仍然完整而坚固，这表现在党的组织人事政策在地方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地方党组织牢牢控制着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标准没有降低等，表明中共的地方控制能力没有削弱，而是得到延续和加强。 荣敬本等(1998)考察了中国县乡从集中的动员体制到分权的压力型体制的变迁。压力型运行体制的提出，符合了中国县乡的部分现实，因此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认同和反响。荣敬本等人认为这种目标任务层层下达和分解，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并以此来考核选拔干部的运行体制，在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弊端，因此，需要向民主合作的运行体制转变。 杨雪冬(2002)以县为分析单位，考察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的关系。认为1978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效率的官员队伍、稳定的财政来源、合法性的构建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国家建设成就巨大，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指出理性和民主是中国国家构建未来的方向。杨雪冬还具体考察了压力型体制、政绩考核、地方精英再生等重要问题。 周庆智(2004)以内蒙古县为例，考察了县级行政结构、过程及其运行。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视角下，对县级行政机构的组成、干部的来源和晋升、行政的具体实施、县级财政和行政制约机制等进行具体考察。周认为县级行政机构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具有追求并强化其权威地位、资源和利益的倾向，县级机构的很多问题都根源于这些倾向以及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缺陷等。 樊红敏(2008)以河南黄市为例，在日常政治视角下，考察县城政治生态和日常权力运作。其体包括: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地方领导的权力实践，关系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等。樊红敏研究的亮点是提供了县乡政治的真实实践图景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的仕途历程个案，并探讨了实践性权力、政党魅力型权威、关系网的编织及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的具体表达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县乡政治精英。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通过对河南一些乡村的实地调查，提供了中原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纪录，完整而又真实地提供了一段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干部晋升以及政绩工程等主题，可以和本研究相互印证补充。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通过重庆平县大河移民因土地被电站冲刷而长达20多年的上访及政府摆平故事的的描述，揭示了地方权力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双向的实践和运作。书中通过对地方政府摆平技术的刻画: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等，真实再现了地方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孙立平等(2001)通过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运用过程一事件研究视角，考察了地方政治精英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过程，研究中提出的“软硬兼施”手段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治精英处理问题的基本模式之一。于建嵘(2005)《岳村政治》通过湖南衡阳白果镇绍庄村(岳村)的实地调查，考察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机构的变迁考察，于建嵘认为，国家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其标志就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这种变迁过程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机构以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逐步退场以及乡村自治的实施，乡村社会将迎来大的转型。而作为研究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则提供了乡村社会的真实运行以及地方政治精英行为和心态的真实记录。吴毅(2007)《小镇喧嚣》通过对2003-2004年湖北H市大江区某镇的实地调查，真实再现了乡域政治的实态和运行。在国家一社会理论视角下，运用叙事的表达方法，通过检察、开发、征收、信访等故事的讲述，细致刻画了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博弈和共生，以探求乡村底层社会治理的答案。 这些研究虽然大多采用叙事的表达方法，但背后其实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论关怀。这些研究在提供了县乡政治精英真实实践画卷的同时，也表明，县乡政治精英一方面作为能动者，不断丰富创新基层的政治实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被动者，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深深嵌入在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构、政策制度规则以及地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中。 以上有关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中，呈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境外学者主要是研究省部级以上的高层政治精英，往往采用大规模的简历分析和统计分析，但由于条件限制，对精英的深入访谈很少。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提供高层政治精英的总体特征和仕途轨迹，但却无法提供更深层次的个体政治精英的生涯过程，因为很多东西是简历无法提供的，比如每一次的工作调动如何实现等等，同时对影响政治精英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也无法实证研究。大陆学者主要是研究乡村政治精英，往往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但很难获得完整的官员档案资料，因此研究往往不完整，同时对很多深层次的因素也涉及不深或者无法涉及。同时，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对一个县全体干部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并且一些相关研究往往抓不着重要问题，浮在表面，进入不了实质领域。而本研究则把这两者结合，一方面获得了完整的官方精英资料和很多内部文件档案，另一方面则对全体重要干部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得以构建中县干部整体图像以及干部的完整仕途历程，更关键的是，得以进入很多深层次的领域，并对之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节研究问题和意义 本研究力图提供1978年以来中县干部的整体图景，并建立中县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同时对影响干部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主要是研究下面一些问题: 1.中县县乡领导干部的基本特征 2.中县领导干部的来源，他们进入党政机关的方式和机制 3.领导干部的政治轨迹和生涯模式 4.多出干部的机构和岗位 5.政绩和领导干部的仕途 6.关系和领导干部的仕途 作为政治学的经典问题，“谁统治”一直是政治精英研究的中心。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这一群体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研究的重要主题。 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县乡社会的转型，县乡干部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面对着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他们是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的?这一代的县乡干部能否承担社会转型的重任?本研究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全面而又深入的剖析。 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的政治研究中，政治精英的研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中国精英治国的传统，使得政治精英研究成为了解中国政治运行以及政策实施的重要管道，更是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政治精英的变迁也是整个中国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县乡政治精英的变迁，更是县乡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缩影。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治精英群体的比较研究向来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领域。本研究通过对中县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威权政体下的地方政治精英的完整样本，这就为将来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中国的干部和组织向来被认为不透明，缺乏制度和规则。而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由于缺乏资料和进入的困难，向来是海外研究者的难题。而本研究不仅提供了中县干部的完整样本，更提供详实全面的中县干部仕途历程，这些基本事实超越了很多猜想和分析。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县干部的档案简历，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的体制内优势和个人的长时间努力。本研究等于提供了中国地方政治精英研究的一个完整翔实而又有相当深度和厚度的县乡样本。 第二章构成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本章的主题是中县干部的层级及其人口学特征。中县干部体系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每一层级都分布不同的职位，并呈现政府序列职位多，党委序列职务少的党政分立格局。中县干部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教育和籍贯分布等，这是关于中县干部的基本事实，也是他们的群体特征。这些人口学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县乡的政治制度和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县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四级金字塔 中县的领导干部按照级别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在中县，只有进入副科级才算是领导干部，而副科级之下人员庞大的股级干部只是中层，不算领导干部序列。 副科级一般包括乡镇领导班子副职，比如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人大副主席、工会主席、综治办主任等:县直部委局、垂直部门副职，比如副局长、副书记、纪检组长、党组成员等，还包括公检法中层和部分副职以及纪委的室主任等。副科级又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也就是俗称的实职和虚职。副科级非领导职务按公务员法一般指副主任科员或副科级干部。中县副科级领导干部一共680人，其中领导职务为475人，非领导职务为205人。 正科级干部一般包括乡镇领导班子正职，比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等:县直部委局、垂直部门正职，比如局长、书记以及公检法的部分副职和纪委的副书记、常委等。正科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一般指主任科员或者正科级干部。中县正科级干部一共280人，其中领导职务233人，非领导职务47人。 副处级领导干部一般包括四大家领导副职，也就是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的副职，比如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县委办主任、统战部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等:还包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武装部以及工会的正职，比如公安局长、政委，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武装部长以及工会主席等等。副处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包括副调研员、副处级干部等。中县副处级干部一共40人，其中领导职务28人，非领导职务12人。 正处级干部一般包括四大家的正职，也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正处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包括调研员和正处级干部等。中县正处级干部一共5人，领导职务4人，非领导职务1人®。 汇总来看，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013人，按全县80万人口算，基本是800人产生一名领导干部。 下面是中县干部四级金字塔结构示意图 中县领导干部按照管理权限分为三类:县管干部、市管干部和垂直管理干部。县管干部一般包括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也就是乡镇领导干部和县直部委局领导干部，它们由县委选拔任用，其管理和档案归县委组织部。市管干部一般包括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也就是惯称的县领导，它们由市委选拔任用，其管理和档案归市委组织部。其中县党政正职也就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免调整要征得省委组织部的同意和把关。垂直管理干部一般包括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也就是惯称的条条干部，其管理和档案归市垂直部门。所谓垂直管理，也就是条条管理，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和机构。垂直管理是“相对于分级管理(即属地管理或双重管理)而言，在行政机关之间的纵向关系方面，下级机关一般只接受上级机关直接领导，并由上级机关统筹管理人、财、物、事，不直接受地方政府任免约束的行政管理体制。”(谈宜彦，2008)在中县，垂直管理的部门和机构包括:国税局、地税局、电业局、药监局、烟草局、邮政局、气象局、工商局、质监局、国土局、盐业局等。 中县领导干部按照行业分为8大系统，俗称口。党群口，包括县委、县委办、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纪委、监察局、组织部、统战部、县直工委、老干部局、人武部、总工会、群工部、信访局、党校、团县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等。政府口，包括县政府、政府办、发改委、计生委、教育局、民政局、人劳局、卫生局、统计局、建设局、交通局、民宗局、残联、房管局等等。政法口，包括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等。宣传口，包括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局等等。财税金融口，包括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审计局等等。工业商贸口，包括企业发展服务局、商务局、安监局、电业局、粮食局、质监局、工商局、药监局、烟草局、盐业局、航运局等等。农业口，包括农综办，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农机局、气象局等等。乡镇街道，包括团结乡，六月镇、李庄镇等13个乡镇和解放、新华2个街道办事处。 下面根据干部简历和访谈，从五个方面对中县现任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作统计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纳入统计分析的正科级干部为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党委部门的常务副部长、公检法的常务副职，政府部门的局长、主任等，垂直部门的局长等，基本为一把手，有125人。纳入统计分析的副处级干部和正处级干部，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人武部、工会等机构的领导干部，统称为县领导，有32人。 第二节出身 在政治精英研究中，家庭出身一般反映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政治精英录用管道的开放程度。本研究采用政治精英研究的惯例，根据中县领导干部父亲的职业和地位来反映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 中县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按照大的分类为农业和非农业，农业一般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也就是农民家庭。非农业一般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即干部、工人或者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家庭出身按照身份和职业又可以分为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商人、农民等等，本研究采用身份和职业混合分类法。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32名中县县领导有19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59%。但是，在19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县领导中，有7名来自村组干部家庭，1名来自于村医生家庭，所以他们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民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6名来自干部家庭，占19%，其中5名来自正科级干部家庭，包括乡镇党委书记2名，乡镇长1名，文委副主任1名，组织部副部长1名，1名来自教育局股级干部家庭，基本来自干部家庭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4名来自工人家庭，占13%，其中1名为企业厂长，1名为剧团副团长，1名为运输公司中层管理人员，1名为火车司机，也基本来自工人家庭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3名来自教师家庭，占9%，其中1名为中学校长，2名为小学校长，也是来自教师家庭的精英家庭。 从统计中来看，中县县领导全部是家庭代际上升流动。而且分类统计，会发现6名人大领导有5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83%，而6名县政府领导有2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33%，也就是随着县领导的年龄更替，来自于农民家庭的有减少的趋势。 从统计来看，正科级一把手家庭出身和县领导家庭出身基本一致，也是主要来自农民家庭，其次依次来自干部家庭、工人家庭和教师家庭。 如果把正科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和县领导家庭出身合并统计，则有下面的结果: 从统计来看，中县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农民和干部家庭。这既和中县农业县的性质相符，也说明中县领导干部队伍体系具有相当大的开放程度，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运行体系。而从精英更替的观点来看，则是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并存，但以精英循环为主，占了85%以上。 对于中县为什么有六成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民家庭，中县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要干，要革命。穷则思变，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改变自己的命运，啥法啊，好好学习。你想想，就咱们政府办的主任(副主任)，除了陶泉是干部家庭，其它都是考学出来的，都是好好学，革自己的命，改变自己的命运出来的。”(邢浩中访谈，2009) 对于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二成多来自于干部家庭，邢浩中说: “这些都是来自于领导干部家庭的优秀分子，你看干部家庭招工、转干的很多，但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少，因为他们被淘汰了。但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成长有优势，你看这一回，四大家领导的子女竞争乡镇长，一般人你都别想，有特权，所以县领导没有办法，就搞公选，谁也不得罪。”(邢浩中访谈，2009) 中县157名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现在还有9名是在文革后期推荐上的大学，他们除了一名来自于干部家庭外，其它都是来自于农民家庭的贫农家庭。家庭出身对于他们起到了上升流动中的推进作用，他们受惠于文革中对于工农家庭和干部家庭的庇护性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好的家庭出身，在上学和参军等流动中，上升性闸门就开启了，从而得以顺利实现流动。 相对于家庭出身好的庇护式流动，不好的家庭出身对于上升流动则起到了阻隔作用。1976年文革的结束以及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以及出身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现任中县县长张国华说: “我父亲在刚要解放时考取了河南大学，在当时是很少的大学生，但那时兵荒马乱，所以就中断了学业，回到北山市工作，刚开始在银行系统，后来就转到教育上。50年代初，又回河大读书，培训之类的，回来就遇到了他的出身问题(地主)了，我们就被迫从北山市回到农村老家，我爸就继续教书，这个过程中两次被打成右派，我家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恢复政策，这对于我们家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我们第二次回城，回北山市。”(张国华访谈，2009) 而现任中县财政局长的陈庆林说: “说实话，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感谢的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我们那上学的时候，包括上高中那时候，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通过上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城乡差别太大了，要彻底改变农村户口这个户籍关系。说个实在话，和我出身相同，经历相同的，90%都是这个想法。”(陈庆林访谈，2009) 农业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苦，城乡差别的刺激，这些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改变命运的动机，加上学校开放的大门，这就是中县近六成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村家庭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性别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干部的性别问题实质是女性的参政问题，女干部的比例问题。女性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不仅是两性平权理想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和文明的体现。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近些年，随着各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以及女性权力的崛起，女性参与和分

从年龄结构上看，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 41—50 岁为主体，占了 60%以上。具体来说，乡镇长以 36—40 为主，平均年龄 40 岁，乡镇党委书记以 41—45 岁为主，平均年龄 43 岁，形成了较好的梯 形配备，这和乡镇长一般要历练几年才能升任书记的惯例相符，也符合党政机关政—党晋升式的流 动模式。从初职平均年龄来看，乡镇长为 37 岁，乡镇党委书记为 35 岁，这说明能升任乡镇党委书 记的是晋升锦标赛的优胜者，他们在较年轻时就出任乡镇长或者其它正科级岗位了。 县直部门和垂直部门一把手则以 40—55 岁为主，明显比乡镇一把手年龄大一些，这和乡镇领 导如果升迁无望，一般转任县直部门一把手的惯例相符。 从年龄规范来看，乡镇长的年龄区间为 30—47 岁，乡镇党委书记的年龄区间为 37—48 岁，这 说明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年龄上限一般是 50 岁 ②，超过 50 岁则要转任其它领导岗位。他们 的初职年龄区间分别是 28—43 岁和 32—39 岁，这说明，除了 28 岁的乡长是县团委书记转任之外， 一般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要 30 岁之后才逐渐被提拔，同时他们的提拔年龄上限一般为 45 岁，超 过 45 岁则一般不再提拔。 县直部门和垂直部门一把手的年龄区间分别是 29—57 岁和 40—54 岁，平均年龄分别是 49 岁 和 47 岁。按照中县惯例，副科级和正科级分别要在 52 岁和 53 岁时被一刀切，垂直管理一把手则 是 55 岁一刀切。年龄区间说明中县领导干部年龄一刀切还没有形成规范和动态运行，也就是遇到 调整干部则执行一刀切，遇不到则可以多干几年，所以出现了 53 岁以上的县直一把手，但是，在 中县这次干部调整时，他们全部被切了下来，转任非领导岗位（转非）。这说明县直一把手的任职 年龄上限是 53 岁，垂直管理一把手则是 55 岁。他们的初职年龄区间分别是 29—50 岁和 35—49 岁， 初职平均年龄分别是 42 岁和 41 岁。从区间分布来看，一般要 35 岁以后才逐渐提拔为一把手，提 拔年龄上限则为 50 岁，超过 50 岁则一般不再提拔。 年龄对于中县领导干部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在选拔任用方面对年龄的限制。2009 年 1 月份， 中县发布《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副科级青年干部》的公告，其中对年龄要求是：团县委书记，要 求“年龄在 30 周岁（含 30 周岁）以下（1978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副科级青年干部，要求“年 龄在 28 周岁（含 28 周岁）以下(1980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这就使得不符合年龄要求的干部， 不管能力素质如何，先被排除在外，对此，曾经任过团县委副书记，现任李庄镇镇长的郭易声说： ‚当时说要公选（团县委书记），我就开始复习，都准备半年了，可以说我都胸有成竹了。但 是年龄一卡，把我划到圈外了，定的 30 岁以内。我 70 年出生，等于那年 32 岁，连参加资格都没 有了。‛（郭易声访谈，2009） 郭易声也许不太清楚的是，1982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团中央《关于各级团委领 导干部年龄问题的意见》，其中要求：“团县委：书记一般不超过 30 岁，副书记一般不超过 28 岁。”而 2008 年 11 月 8 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共青团河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干部队伍 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新任团县（市、区）委书记及相应级别的团委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周 岁，副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28 周岁，书记、副书记在岗年龄一般不超过 33 周岁。”所以从这些年 龄规范来看，郭易声确实是年龄不太适宜了。 而现在中县正在进行的公选乡镇长则明确要求年龄资格是：“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也就 是 40 岁以下。从北山市近几年公选副县长的年龄要求来看，一般也要求 35 岁以下。应该说，这些 公选是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因为如果按照台阶一步一步晋升，往往导致领导干部阶段性老化， 同时年轻干部也不易脱颖而出，而公选则为年轻干部的进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年龄规范对于干部的新陈代谢，对于干部的循环更替，以及干部的退出机制的建立，都厥功甚 伟，但也对各级干部都造成了压力，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年轻者希望进步越快越好，因为一 步落后，步步落后。年龄大的则容易丧失进步的动力，当我问一位 50 岁的县领导提拔问题时，他 笑说：“我这都老球了，提拔啥。”同时，在一些干部调整时，当领导无法平衡或摆布时，往往也在 年龄上做文章。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标准，而其它因素比如能力和政绩则往往主观性大，不好评判， 所以年龄框框一划，往往能使操盘的领导脱身，使被调整对象即使有怨气也无可奈何。 年龄规范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干部的年龄造假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无法统计，存在却是不争 的事实。当我问个别干部的年龄时，他们常笑说是档案年龄还是实际年龄，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 存在。年龄造假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得失和各种待遇的有无。因为年龄一旦到站，带来的就是权 力和待遇的丧失，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而把年龄改小几岁，多掌 几年权力，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对此，一位科级干部说：‚我所知道的改年龄的就有 2 个，一个把年龄由 1953 年改到 1958 年，一个现在在外县做组织 部长，管这事，更容易改了，有人根据他的年龄倒推，他 9 岁就做民办教师了，怎么可能？在不在 领导岗位，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吸，有酒喝，还有各种特权。不在领导岗位呢， 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不仅待遇没有了，转 了半天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原来在外吃饭省家里，现在在家吃饭耗家里，一反一正，你想想。‛（访 谈，2009）年龄造假主要和户籍以及档案管理不规范有关。很多干部说，1994 年以前，改年龄相对容易些， 1994 年组织部门有个四审定：审定年龄、学历、工龄和党龄，有些干部也利用这次机会在年龄上做 了手脚。但是 1994 年以来，随着档案和户籍管理越来越规范，年龄造假越来越困难，需要在组织 部门和公安机关同时运作，因此年龄造假相对要少得多。 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06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和公安部联合下 发《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 的管理工作，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户籍登记和管理工作，并明确要求：“干 部的出生日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情况，干部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干部本人要求确定或更改出 生日期的，均不再办理。”问题的关键是年龄造假都是暗箱操作，没有哪个干部会大明大摆的提出 更改年龄的要求，所以加强户籍和档案的管理，严惩年龄造假行为，同时干部电子档案统一由省级 管理，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向。 第五节 教 育 同领导干部的年龄规范一样，县乡领导干部的学历规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求是逐步提高 的。 1983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其中对县级领导干部的教育规范是： ‚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文化程度，除少数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以外，一般应当是高中(中 专)以上，其中应有三分之一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县委书记和县长，一般应有一人具备大专文化程 度。领导班子成员的知识和专业结构要注意合理配套。‛ “要大批选拔政治上强、具有大学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优秀中青年干部‛ 这之后，中共组织部门也多次发文对县级领导干部教育程度进行规范，河南省委和北山市委组 织部门也根据中央的精神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细则，具体要求就是：副科级领导干部一般是要 求中专以上学历①，正科级和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般是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乡镇党政正职要求大专以 上学历，县党政正职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专业则要求配备合理，专业互补，同时注意选拔熟悉宏观 经济、外经贸、金融、高新科技的领导人才，而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领导班子，应配备具有较深 专业造诣的领导人才。 中县领导干部的学历和专业结构情况如下：

从第一学历来看，中县县领导接近一半是中专毕业。其次分别是高中和本科毕业，大约各占 20%， 大专毕业的最少。而从总体来看，中县县领导第一学历接近 70%是高中和中专毕业，大专、本科毕 业的只占 20%多一点，这说明中县县领导第一学历严重偏低，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发展要求。而从 县领导的专业结构来看，文理不分背景的占 40%，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背景的各分别约占 30%，说 明中县县领导既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人文社科官僚，而是专业化不足基础上的文理官僚共治。从 第一学历是本科的县领导来看，人武部、公检法领导比例最高，县委、县政府也有一些，而人大、 政协则一个没有，说明公检法由于司法资格准入制度，而成为县领导中第一学历最高的群体，而中 县法院院长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大、政协领导没有一个本科毕业的，既 说明了领导之间年龄差所带来的教育差距，也符合其二线岗位性质。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中县县领导主要来自下列学校：郑州大学、北山市师范学院、北山市师范 学校，北山市农校，这说明县领导主要是市属院校毕业，为地方培养，其中师范和农校为多，这也 充分说明了教育在精英形成中的分层作用。 从在职学历教育来看，中县县领导可谓高歌猛进。除了 13%的没有在职学历教育以及 19%的大 专外，接近 70%都是本科研究生毕业，与他们第一学历的高中中专相比，在职学历教育可谓大跃进。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第一学历是大专本科的，在职学历教育的往往不多；第一学历是高中 中专的，往往在职学历教育跃进到本科研究生。从县领导在职学历教育的专业结构来看，人文社科 的高达 81%，而自然科学的只占 6%，所以如果从这个属性来讲，中县县领导基本是人文社科官僚， 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因则是人文社科学历容易拿。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在职学历教育主要是下列几所学校：中央党校、河南省委党校、中国人民 大学、郑州大学。而 26 名进行在职学历教育的县领导中，13 名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是中央党校的 函授教育，这充分说明中央党校不仅是省部级干部的摇篮，也是县乡领导干部的摇篮，是标标准准 的中国各级党政干部的大熔炉。从专业来看，在职学习基本都是经济管理，部分为法律，这既说明 “注意选拔熟悉经济管理、外经外贸、财政金融、法律、城市建设管理和信息科技知识的干部”的 导向作用，也说明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出现的人文社科背景中“经济官僚”的崛起。 下面让我们来看正科级一把手的教育构成情况： 从第一学历来看，中县正科级一把手超过一半是中专毕业，依然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从最 反映教育程度提升的乡镇长群体的学历来看①，仍然 60%是中专毕业，说明中县领导干部大规模的教 育提升还没有完成，还没有从中专一代提升到大专一代。县直部门一把手的学历分布最为广泛，涵 盖初中到本科各个层次②，说明县直部门一把手之间年龄差距大，教育程度异质性大。而垂直部门 竟然 65%以上还是高中学历，100%是高中、中专学历，成为正科级一把手中学历最低的群体，说明 垂直部门由于封闭运行，选人用人范围窄，文化程度严重偏低。而从总体来看，正科级一把手接近 80%是高中、中专毕业，说明中县正科级一把手学历很低，提升空间很大。从专业来看，接近一半 是高中、师范毕业，专业化严重不足。从乡镇党委书记群体来看，接近一半出身于自然科学背景， 有点技术官僚的意味。而如果和县领导的教育状况对比，县直一把手各项教育指标要低，说明在各 级领导干部年龄“层层递减”的同时，教育程度也是各级“层层递减”。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正科级一把手第一学历主要毕业于下列几所学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郑州牧专、河夏林校、北泉农专、北山市师院、北山市农校、封市师范、汝县师范 等等，主要是地方培养，其中林校、农校和师范毕业的占相当比重。 从在职学历教育来看，正科级一把手也是高歌猛进，大专和本科高达 75%，乡镇长、乡镇党委 书记和垂直部门局长都以本科为主，县直一把手则以大专为主。而县直一把手接近 1/4 没有继续在 职学历教育，则是因为县直一把手基本升迁无望，所以缺乏学历跃进的动力。同时从正科级一把手 整体来看，第一学历是大专、本科的很多依然没有继续在职学历教育，学历跃进的主力仍然是高中、 中专毕业的领导干部。同时和县领导相对比，正科级一把手研究生比例要低得多，再次证实教育程 度的“层层递减”现象。从专业来看，正科级一把手接近 80%是人文社科背景，再次证实县乡领导 干部的人文社科官僚属性。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在职学历教育主要是下列几所学校：中央党校、河南省委党校、北山市地 委党校、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等等，这说明各 级党校是干部在职学历教育的主力军。而 15 名乡镇长和 15 名乡镇党委书记分别有 9 名和 7 名在职学历是中央党校的函授教育。从专业来看，正科级一把手主要是就读经济管理、法律、行政管理、 中文等专业，而 15 名乡镇长和 15 名乡镇党委书记在职学历教育分别有 8 名和 9 名是经济管理专业， 6 名和 2 名是法律专业。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现在中县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师范和中专毕业，如何评估他们这一代的中 专文凭？ 必须客观地说，这一代的中专文凭含金量很高，当时师范和中专的分数线比高中要高的多。由 于国家包分配，考上师范和中专就成为国家干部，这对于农村的贫寒子弟来说，具有极其强大的吸 引力，使得初中的优秀学习精英过早地被师范和中专收割，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近 20 年，即从 1978 年师范、中专恢复招生，到 1999 年教育并轨，国家不再包分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各个地方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这一代出类拔萃的政治精英留在地方息息相关。对此，现任大门镇党委书记的 房龄道说： ‚我当时姊们 5 个，家庭条件非常差，父母都种地，当时我努力学习就是为了能吃上商品粮。 从小学我的成绩一直就很好。初中毕业时，也没有想到能考恁好，毕竟农村的一个中学，结果考到 全县第 2 名，当时我都准备上高中了，结果我们村一个鸡贩子，从乡里回来说，你考上中专了，上 不上，当时也不知道啥是中专，只是知道毕业能吃商品粮，能安排工作。当时也有一个老师让我上 高中考大学，但说来说去还是家庭条件差，就上了中专。‛（房龄道访谈，2009） 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中县也将步入公务员时代，而公务员的教育资格一般是要求大专以上 学历，所以 15—20 年后，中专一代就要退出政治舞台，从而成为共和国干部史上的一段特殊纪录。 1978 年以来，文凭的重要性在中县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是 1983—1984 年的机构改革。由于文 革十年正规大学教育的中断，以及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周期，使得当时中县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非常 缺乏，这导致当时很多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年轻干部得到提拔，而这无疑起到了强大的示范和导向 作用。曾经任过组织部长的县委副书记王渝路说： ‚学历文凭在某些阶段时候，就是出入证，你没有这个学历，这个文凭，你就到不了这个级别。 它是进门证，出门证，比如这次提拔副科都必须大专以上，你没有这个学历你就进不了门，你比如 提副厅级，都要求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你达不到连门都进不去。‛（王渝路访谈，2009） 而我在西城乡任职的时候，很多干部都提及 2005 年年底的机构改革，当时省里要求乡机关干 部精简分流，除了 20 多名领导干部、行政编制人员之外，乡机关 160 多人只允许保留 53 名。当时 根据考试成绩、领导打分、同志们相互打分的分值并依据一定的权重相加，分数排名一出来，就张 榜公布。一个干部说，他清楚记得当时寒冬的半夜时分，还有干部在乡机关看自己的排名。当时竞 争非常激烈残酷，不要说 2 分，就是 0.1 分都会拉开好几名，当时的规定则是，拥有本科文凭的加 3 分，拥有大专文凭的加 2 分。所以为了获得加分，很多干部到北山市，到湖北的范市，到郑州、 北京，购买假文凭。面对这种情况，中县出台政策规定，一旦发现文凭造假，自动除名。在机构改 革的几个月里，在面临到后半生的命运和出路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资源和能量全部投入进去，找 关系，寻门路。同时人类的劣根性也得到彻底的大暴露，检举揭发告状上访，无所不用其极。很多 干部说，中国机构膨胀的根子之一就是进口不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被精简，被端饭 碗，往往引发不稳定事件，甚至引发血案。中县这次机构改革也引发市委组织部长被围，一些乡镇 党委书记办公室被砸等恶性事件。特别是 54 名，55 名，56 名，由于告下来一个自己就可以进圈， 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证明别人的文凭加分和获奖加分有假，结果一个文化站长就被揭发获奖加分有假，而永远离开了乡机关。当时排名 56，初中毕业的李勇说，由于提拔无望，所以也没有想到进修 大专文凭的事，结果就没有加分而被精简。而让他永远后悔的是，当时一个同事拉着他一块到党校 报名，他没去，结果那个同事获得大专文凭后加了 2 分留下，而他现在则只能开一家药店谋生。 在中县，与看重学历相悖的一个现象就是学历干部的“逆淘汰”，就是第一学历是本科的干部 往往在工作以及提拔任用方面比不上师范、中专毕业的，这从上面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出，这其中的 原因值得深思。对此，郑州大学毕业的航运局局长江道琼说： ‚县乡比较看重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能力。中专生发展好，一个他们分配有固定的单位，本 科生往往分配不对应。一个呢，县乡很多事情，本科生往往进行价值判断，这样很多事情，中专生 能干，本科生就干不来，这样领导就认为你工作能力不行……我们当年高考的一个同学蔡礼宇，我 考的郑大，他考的中专，郑州水利学校，这你就能看出来，当时他都是镇长了，我还是副镇长。张 国际、陈谷允，都是水校回来的，都发展的不错，还有林校、农校都发展的不错，等于本科生干不 过中专生。你身上知识色彩太浓，很多人把你看作另类，你必须把知识色彩磨掉，和他们一样。再 一个，你看这些中专生，其实能力素质不差，他们一些人阅读量很大。‛（江道琼访谈，2009） 很多本科生到县乡工作后，其适应能力明显比中专生差一些。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他们往 往要经历更多的疼痛，更多的脱胎换骨的转变。而如果转变不过来，就被埋没了。 中县干部文凭的一大问题就是在职学历教育问题。相对于前几年的假文凭问题，现在比较严重 的是“真的假文凭”，就是党校文凭的含金量问题。对于获得党校函授文凭的情况，西城乡一位第 一学历为初中的干部说： ‚我初中毕业都能拿下党校学历，你说好拿不好拿？其实就是花钱买文凭。我还去上课，一个 月上几天吧，就在县党校，很多领导课都不上。考试时答案都有小抄，可以买，考试时监考也不严， 可以抄。就是英语对我有点难，答案我事先都在书上找好了，考试时抄上就行了，这样英语也过了。 今年春上领的毕业证，函授本科。‛（访谈，2009） 改革开放之初，各级党校在优化干部知识结构等方面，厥功甚伟，这时的党校其实承担了相当 的国民教育职能。但是在国民教育体系完备，干部学历大规模提升的今天，党校学历教育何去何从， 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校面前的重大问题。党校文凭在党政系统内是承认的，这对于正规国民教育序列 毕业的干部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不公平。很多中县干部戏称党校为“文凭批发基地”。所以，要么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党校放弃学历教育，就象前些年的军队弃商一样。要么党校革自己 的命，严格学历教育，重新建立党校文凭的国民公信力。 对于干部的学历问题，组织部门怎么看？根据对中县组织部门领导干部的访谈，他们的观点是： 学历问题很复杂，其在干部成长中的作用也很复杂，组织部门主要还是看德才，看工作能力，讲学 历但不惟学历。组织部门看重第一学历，但也承认在职教育学历。组织部门在调配干部时要考虑学 历搭配，专业互补，而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比如卫生局等等，要考虑干部的专业和经验问 题。对此，组织部副部长房续东说： ‚学历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我认为不起多大作用，只要符合选拔任用条例就行，本科等学历 并不占优势，公选时可能强调一下，因为基层专业性不是太强。但一些专业部门，农业啊统计啊， 要考虑对口问题，要优先选择专业，其它专业考虑不是太多，影响不是太大。基层主要是干事，学 历这个东西，当然高了要优先，但你说下面真正大学本科毕业的，还不是太多。‛（房续东访谈，2009） 对于第一学历和第二学历问题，曾经任过组织部长的县委副书记王渝路说：现在淡了，前些年都是使用的第一学历，第二学历原则上不认可，但近些年基本都认可了， 一般没有过多强调第一学历是啥啥。‛（王渝路访谈，2009） 干部的学历和年龄一样，在调整干部的时候，往往成为领导手中的筹码，成为领导艺术地处理 难题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情况复杂，领导无法取舍的时候，学历和年龄就会成为杠杠，其重要性 也就立刻彰显无疑。对此，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有一次市里一个中专选拔一名副处级副校长，名额给了中县。按照惯例，就从乡镇党委书记 中产生，县委研究后划定的条件是：第一学历大学本科毕业，从事过教育工作，40 岁左右。条件一 公布，大家立即想到肯定要提拔大门镇党委书记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符合条件。‛（邢浩中访谈， 2009） 第六节 籍 贯 干部的籍贯分布与某一地方的教育文化、社会风俗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同时也和政治 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紧密相关，比如交流回避制度，比如政治派系、政治家族的形成以及地域认同等。 对于影响到领导干部籍贯分布的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党内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规范过程。 从组织部门的规定来看，县处级一般要求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交流，并且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 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而县党政正职交流回避规定最为严格，不得在出生地、成长地和原籍任职，且交流面为 100%，还要 求跨市交流。乡镇领导干部也要求交流回避，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 这就把回避的范围从乡镇党政正职扩大到领导干部。 上面所有这些要求全部体现一个传统：异地为官，不得在其成长地为官。从乡镇到县到市，均 有明确要求。 中县建国后历任县级党政正职的籍贯分布如下：

从历任县委书记籍贯分布来看，1967 年是个分界年，这之前，县委书记都是外省籍，主要是河 北、山东和山西。这之后，县委书记都是河南籍。1967 年之前的县委书记都是外省籍是因为他们都 是南下干部，与当时的战争进程紧密相关。新中国的解放进程，是从东北开始，由北往南，波状推 进。他们一般在家乡参加革命，然后跟随大军南下，解放一些地方，则留下一批，他们都是在解放 北山市时留下的干部。而在北山市参加革命的干部则继续南下，所以现在南方很多干部是河南、湖 北和湖南籍，大都和这有关。很多干部讲，1966 年文革之前基本是“南下干部”领导时期，当时北 山市本土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各县领导大多是南下干部。而 1966 年文革的爆发，以一种酷烈的 方式完成了政治精英大转换，很多南下干部被作为当权派打倒。中县随着县委书记刘和初的上吊自 杀，宣告了“南下干部”领导时期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至此之后，中县进入“北 山市干部”时代，县委书记基本都是北山市人担任①，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历任县委书记来看， 除了武强立之外，都不是中县人，说明实行了严格的地域回避，而且从建国以来一以贯之。而武强 立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本来也是要调到别县的，但由于提拔时年龄很大，已经 51 岁，加上其弟弟 时任蛇口工业区领导，与当时河南省委以及北山地委的领导相熟，因此成为极端情况下的特殊例子。 从历任县长来看，从 1953 年开始，基本由北山市干部出任，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即通过北山 市干部出任县长，一方面可以弥补南下干部（县委书记）对北山市情况生疏的缺陷，一方面更能发 挥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时县长也实行了严格的地域回避制度，除了武强立外，没 有一个中县人。 对于现任县领导的籍贯分布，由于只统计一任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因此就拉大时间跨度，统计 了从 1999 年以来 10 年间中县县领导的地域分布，情况如下：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1999 年以来，84 位中县县领导籍贯分布呈现混合形态。中县人 28 位，占 33%，为第一大来源地。但中县人出任的最高职位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其次是副县长，更多地 是人大、政协二线岗位。统计表明，人大、政协领导基本由本县人出任，这是中国县政的基本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大政协是二线岗位；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对本地的发展起到监督和献计献策作用。 从籍贯来看，中县县领导基本都是北山市人，符合县处级一般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交流的规定。从权 力格局来说，中县实际形成了权力核心由外县人掌握，中县人辅助的格局。从现任县领导来看，除 了人大、政协领导都是中县人外，县委只有宣传部长，县政府只有一位副县长外加工会主席，一共 3 人是中县人，其它县领导全部是外县人。这种权力格局一方面保证了中央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另外一方面也能发挥本县人熟悉情况的优势，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从县领导的籍贯分布来看，呈现非常明显的不均衡分布。除去中县本身外，北山县分布最多， 其次是安县，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所在。北山县出身的县领导在整个北山市都多，这是因为其是 北山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教育先进，是北山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精英荟萃 之地。而安县出身的县领导多在北山市也是人所共知，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安县重视教育，文化积 淀深厚，同时安县历来是交通要道，人们视野开阔，加上又是革命老区，出来的老干部多。对此， 安县出身的副县长阎达孟说： ‚安县人口多，人口基数大。同时重视教育，家庭再贫困也要送子女去上学，出去参军上学的 人多，这样自然而然当干部的就多。安县经济一般化，农业县，经济因素不太大。我看主要是有尊 师重教的传统，是教育的作用。‛（阎达孟访谈，2009） 一些市里干部说，安县人比较团结，抱团，互相帮助提携，这个地方因素也不小。安县市直干 部也不少，北山官场一度有“安县帮”之说。鼎盛时期，北山地委有 4—5 位领导都是安县人，还 先后出过北山市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而原来的安县县委书记后来出任北山市委组织部长，对于安 县出干部也着力甚大。很多干部说，一个地方如果出过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长，这个地方肯定出干部 要多一些，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北山县出身的一位北山市委书记，在提拔很多北山县 老乡遭到非议后，曾解释说，这是知人善任嘛，我不了解的怎么用？所以这也是市级主要领导实行 交流回避制度的一个原因所在。 政治精英在一个地域集中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精英集群”。这既是政治精英地域分布中的 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政治学中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毛时代的湖南、湖北和 四川等省份的精英集聚群，以及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中的江苏、山东和上海等省份的精英集聚群， 都是“精英集群”现象的具体体现。而出身于陕西榆林市的分布全国的“白氏”官员群体，还有陕 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高杰村镇袁家沟村，先后走出了 4 位省委书记、8 名副省级干部、28 名地师级干 部和 100 多名县处级干部，都是“精英集群”现象的典型例证。对于一个地域来说，“精英集群” 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县正科级一把手籍贯分布也呈现“精英集群”现象，下面是其籍贯分布情况：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125 名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中，中县人 102 人，占到 80%以上，而如果考虑 到垂直部门 12 人由于交流回避，不少是外县人出任，中县人则基本要占到 90%以上。而且外县人一 把手大多和中县人组成家庭，所以正科级一把手基本是中县人的世界。中县正科级一把手籍贯分布 也呈现“精英集群”现象，城关镇分布最多，这是因为城关镇是中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经济和 教育发达，出干部自然要多一些。而如果按成长地来算的话，城关镇其实分布更多，因为很多干部 子弟都在城关镇。但他们的父辈很多都是其它地域的人，有部分甚至是河北、山东南下干部子弟。 其次是李庄镇、大门镇和南方镇，这些地方之所以多出干部，首先，这几个乡镇包括城关镇都是蓝 河流经地，是河流文明的聚集地。很多干部讲，蓝河在文革之前，通船行航，远达汉江。这几个乡 镇在解放前都是水路交通要道，商业繁盛，帆船如织，文化积淀厚重，南方镇甚至有“小汉口”之 称。而李庄镇夹在蓝河和绿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出干部最多，被称为“套里出干部”。其次，这几 个乡镇素有重教传统，是中县的传统文化区，教育相对发达。大门镇泰山庙解放前曾经是中县县中 所在地，解放后则是中县二高所在地，后来划给新分出的庞庄乡，为李庄镇和大门镇等周边乡镇培 养了大量人才。南方镇解放前就有景贤中学，解放后则有中县五中，李庄镇解放后也有中县四中。 很多干部说，教育发达，重视教育是一个地方出干部多的最重要因素。而这几个乡镇围绕中县二高， 形成了环状分布，相互波及，从而形成了环状干部集聚地。最后，干部地域集群往往会产生路径依 赖，导致更多干部的出现。一方面会有激励和榜样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则有相互帮助提携的作用， 特别是在复杂的地缘网络的作用下。一些干部说，李庄镇出干部多和前北山市委组织部一位常务副 部长有一些关系，因为他就是李庄镇人。从统计来看，这几个乡镇也是县领导产生较多的地方。除 非发生大的社会变动，这种路径依赖所产生的优势累积效应往往会延续。 对于这几个乡镇的“精英集群”现象，出身于南方镇的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这几个地方你发现没有？都是蓝河流经的地方，文化底蕴厚，都是老文化区。解放前肖景贤 就在南方镇创办景贤中学，一个学生收一斗麦，后来他去看学生，发现学生少了，就问咋回事，先 生说学生交不起一斗麦。（肖景贤）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免学费了，义务教育，只要去上学统统免 学费，这个学校解放后就成为中县五中，南方高中。‛（邢浩中访谈，2009） 出身于大门镇的信访局局长刘石田说： ‚这些都是老文化区，都是沿河。城关镇好理解，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庄镇是沿蓝河， 河套那几个地方教育都很好，在以前还有北方镇，也比较多，现在李庄镇多，历史上大门镇也多。 沿河往往土地肥沃，日子好过，读书人也多，是教育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把教育看的重，出来 的学生多，年轻化、知识化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成批量的出（干部）。‛（刘石田访谈，2009）从权力格局来看，中县的县领导是经常流动的，而正科级一把手则流动缓慢，一些正科级一把 手很年轻时就是一把手，临近退休还是正科级一把手，只不过变换一下单位。这颇似中国历史上的 “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瞿同祖，2003：65），一方面避免了官久居一地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 面又保证了工作的开展和执行，因为很多县直一把手往往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官员，很有西方国家的 政务官和事务官职业分殊的味道。同时从地域格局来看，县直一把手往往工作在县城，较为稳定。 而各个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则较好的执行了地域回避，一般不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乡镇担任领导，加 上实行地域回避的县领导，从而形成了县乡独具特色的“异地为官”现象。 第三章 进 入 淡远的天空下 一只鸟 落在任意一堆谷垛上 这日子便丰满起来 杨晓民：《九月》 进入是指政治录用。政治录用是政治体系内人员与位置的配备，是个体或者群体被引入实际政 治角色的过程。对于各个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录用都是其运行中重要的一环①。不同的政治录用标 准和制度设计往往是不同的政治体制的反映。对于具体的政治录用过程来说，它直接关系到录用什 么样的人进入政治机构，录用的开放程度怎么样，录用的关口和门槛有哪些，录用机制和方法都有 哪些等。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录用有两个面向，一是政党方面，党员的培养和吸收；二 是政治机构方面，工作人员和干部的录用。本章主要是第二个面向，就是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和 垂直部门单位中干部的录用。具体到中县来说，就是进入干部队伍的方式有哪些，进入的机制是什 么，如何获得工作等。 第一节 三个来源 1978 年以来，中县领导干部获得干部身份主要有三个途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安置， 以及各种形式的吸收录用。这三种途径中，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军队转业安置是主要渠道，各种形 式的吸收录用则是辅助渠道。这三种途径实质上是三层精英筛选机制，大中专院校是第一层也是主 要的精英筛选机构和机制，通过这个精英收割器，大部分的优秀分子被收割。军队则是第二层的精 英筛选机构和机制。吸收录用是第三层精英筛选机制，主要是用于收割前二层余下的本地优秀分子。 通过这三层精英筛选机制，中县国民中的政治精英基本被收割，这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政权 的稳固和发展，以及党的执政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截至到 2009 年，中县共有干部 11000 多人。 一、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1978 年以来，随着国民教育体系的恢复，大中专教育成为上升流动的主渠道，特别是对于工农 子弟和平民子弟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其中的关键是大中专教育赋予毕业生以干部身份。因为只有 具有干部身份，他们才有资格被选拔任用，才有资格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1978 年以来，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政策一直不断调整，结合河南省的实际，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 年到 1989 年，实行统一分配的政策，第二个阶段是 1989 年到 1999 年， 实行计划分配和双向选择相结合的政策，第三个阶段是 2000 年以来，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 政策。走过了一个计划配置人才资源到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过程。 1981 年，河南省人事局《关于做好 1981 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调配派遣工作的通知》规定： ‚由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根据需要，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 所有制单位，但不论分配到全民或集体单位的，均按国家干部管理。‛ ‚高等学校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抽成调剂，国家直接分配、部门分配和地方分配的办法。‛ 2002 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02 年毕业研究生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 ‚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全部通过人才市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择业期为 2 年。‛ 从毕业的学生数量来看，1981 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共有 3 万多人，2009 年则达到 51 万多人， 完全是跨越式增长。 从中县的实际来看，1978 年以来，分配或就业到中县的大中专毕业生逐年递增，而其市场行情 则是逐年递减，从当初的天之骄子到如今的剩男剩女，从当初的服从分配到如今的广阔天地大有可 为，30 年间的巨大落差，一方面反映了国民教育素质的大幅提升，一方面也见证了毕业生从就业依 附到就业解放的历程，同时也逐步记录了毕业生就业的尴尬和无奈。1978 年到 2000 年，中县共接 受大中专毕业生 4850 人，2001 年到 2008 年共报到 1279 人。 二、军队转业安置 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地方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其中 的关键在于：一、转业干部具有干部身份；二、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是地方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 军队提供了学校之外的另外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各种原因没有被大中专院校收割的精英通过 参军提干而实现了命运和身份的大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队成为地方精英的第二层筛选机构， 参军入伍也成为地方精英身份转换的第二个渠道。 对于军转干部的社会政治地位，1978 年以来，相关的文件和政策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文 件和法规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另一方面也都肯定军转干部在服役期间为国 家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牺牲奉献，因此要保证他们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优待，同时也就转业干部 的安置做出明确规定。 1978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是指被任命为排长和相当排长以上职务的人员。军队干部是国家干部的 组成部分。‛ ‚军队干部退出现役主要是转业地方，由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具体条件，参照他们原来 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分配适当工作。‛ 2001 年颁布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是第一部专门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进行规范的 法规，是党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干部安置制度意义重大， 其就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办法所称军队转业干部，是指退出现役作转业安置的军官和文职干部。‛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实行计划 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合的方式安置。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由党委、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和职务； 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 ‛ 1978 年以来,除了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外，三次著名的大裁军，每次都带 来军队转业干部的激增。1985 年开始的裁军 100 万，有 55 万名军转干部；1998 年开始的裁军 50 万，有 20 万名军转干部；2004 年开始的裁军 22 万，有 20 万名军转干部。与之对应的则是地方干 部中的军转干部比例的上升。 对于军转干部来说，转业到地方是其政治生涯的重大改变，他们大都面临一个适应地方的问题， 对于军转干部，中县干部毁誉皆有。从整体安置而言，除了 80 年代的一段好时期之外，其一直面 临的就是地方机构膨胀，地方干部队伍膨胀的现实，因此和大中专毕业生一样，其安置工作也一直 是逐年递减。特别是安置到企业的一些军转干部，由于企业改制或者倒闭，生活境遇相当困难，已 经成为各级政府信访稳定的重点群体。1978 年以来，中县共接收军转干部 838 人。 三、吸收录用 吸收录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筛选机制，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标准，把非干部身份人员转换为 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员。这是第三层的精英筛选机制，是在一个精英程度不是太高的群体中进行选拔， 这就使得通过这个机制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远逊于通过学校和军队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而且，由 于关系和利益的因素，这一机制逐渐演变为精英选拔机制中最混乱、最无序，也是最腐败的一种机 制。1991 年以来，河南商丘地区的永城县，先后有 680 人用买来的假文凭办理了聘用干部手续，从 而导致 1995 年河南省全省聘用干部工作的冻结。而各种形式的“假档案”、“假文凭”和“内招” 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都是流入干部之河的污染之水，而且，由于很多干部子弟通过这一机制完成 了身份转变，从而给它烙上很深的精英再生的痕迹①。因此，2001 年之后，国家明文规定，停止相 关政策的执行。全国各个省份也相继宣布各种吸收录用的政策文件废止。 1978 年以来，吸收录用干部与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相连，依照政策出台的先后顺序， 可以概括为：转干、录干和聘干。这三种政策出台的时间不同，内容和对象也有很大差别。首先出 台的是转干，1979 年 8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关于户籍、刑 事、治安民警改为干部的通知》，规定： ‚户籍民警（含派出所内勤），刑事民警（含铁路、水上刑警）、治安民警（含农村、铁路、水 上派出所民警和火车、轮般上的乘务民警）。‛凡具备一定条件的，‚经过批准，均可转为干部‛，同 时要求‚上述民警转为干部，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即个人总结，本单位群众评议和领导考核。确 定具备上述转干条件的，要填写转干呈批表，报经县、市革委会人事部门审查批准。‛ 1980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人事局发出《关于司 法、交通民警改为干部的通知》，规定： ‚为提高司法、交通民警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征得中央组织部同 意，决定司法、交通民警与治安、刑事、户籍民警一样改为干部。改干的条件、办法和审批手续， 按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户籍、刑事、治安民警 改为干部的通知’办理。‛ 转干政策较大规模的实施是对“以工代干”人员身份的解决。“以工代干”，顾名思义，就是工人身份的人员从事干部工作，这是历史的产物。1960 年代以来，由于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 度，一些厂矿企业因干部不足，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从而出现了 “以工代干”现象。后来，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缺乏干部，也陆续采用了“以工代干” 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到 1979 年底，全国“以 工代干”人员高达 200 多万。由于“工不工”，“干不干”，从而给干部的管理带来很多麻烦和混乱。 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就“以工 代干”人员的确定、转干的范围、条件和程序等等做出明确规定： ‚中央原则同意解决‚以工代干‛问题，对确有文化、技术、够条件的‚以工代干‛人员，可 以转为干部。‛ ‚属于转干范围的‘以工代干’人员，经本单位群众评议和组织、人事部门考核，确实具备转 干条件的，填写《转干审批表》，并经县级或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审查后，报行署（市）或行署以上 人事部门批准，办理转干手续。在有业务技术职称岗位上的‘以工代干’人员，需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经过专业、技术考试，取得业务技术职称后，转为干部。‛ 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以工代干”人员转干在 1983—1984 年进行，在 445 万名“以工代干” 人员中，共转干 350 万名，从而带来 1984 年干部队伍的急剧性增长。1985 年之后，各种形式的转 干逐渐停止。 录干的政策和实施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从工人、农民中录用了大量 干部，当时通行的做法是选拔工农一线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注重出身、历史和表现，比如 1960 年， 全国新增干部 124 万，主要就是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录用的，工农型干部队伍的形成①，和这些录 用政策紧密相关。文革中，吸收录用干部政策停止，干部来源断绝。文革后，作为干部来源的辅助 渠道，从工人、农民和社会知识青年中吸收录用干部政策得到恢复，1980 年 2 月，国务院批转民政 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闲散在社会上的科学技术人员安排使用意见的报告》，要求吸收录用 社会上闲散科技人员。在此前后，全国医药系统、银行系统、海关系统和税务系统以及一些地方陆 续开展了吸收录用干部的工作，1982 年 9 月，劳动人事部制定颁发《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 对干部吸收录用的对象、录用条件、录用人员的待遇以及录用的程序和手续都做出明确规定，对于 干部的来源，文件规定除了军转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之外，“可以从工人中吸收和从社会上录用， 也可以从社会上招聘”，而吸收录用的具体对象是： ‚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可以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人中吸 收，或从社会上录用。从社会上录用的对象，主要是城镇知识青年以及闲散专业技术人员、自学成 才的人员。因特殊情况需要从农村录用干部，必须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从文件规定来看，吸收录用干部对象主要是体制内工人和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从农 民中录用干部，则非常严格，必须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文件规定吸收录用的人员政治上要达到条件，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年龄 25 岁左右，而吸收 录用的原则则是： ‚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由当地人事部门统筹安排，实行公开招收，自愿 报名，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坚持考试，择优录用。‛ 文件第一次提出了通过考试来录用干部，这对以后的公务员考录影响重大，文件甚至提出“吸 收录用的干部要能进能出，能官能民，不宜继续在干部岗位工作的经批准机关批准，可以改做其它 工作。”这既为以后通行的聘用制奠定基础，也提出了打破干部身份终身制的可贵理念。 这个文件颁布之后，银行系统、税务系统、海关系统、公检法系统以及各地根据文件继续开展 吸收录用干部的工作，比如《北山地区 1988 年招干简章》就提出：“在 1988 年增干指标内，面向 社会实行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统一考试、择优录用、聘用干部 700 名。”条件则是 25 岁左右，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城镇待业青年，以及 30 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的调入党政机关的全民所 有制工人，大专以上学历的全民所有制事业、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工人。而在吸收录用过程中，从全 国的情况来看，电大、职大、夜大、业大、函大等“五大”毕业生占据了相当数量①。 随着录干政策的执行，其一些弊端逐步显现，主要是比较僵化，一经录用，终身具有，是能进 不能出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因此 1990 年以后，其逐渐被聘干政策取代，各种吸收录用干部的政策 逐渐停止执行。 1991 年 7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出《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和择优录用部分优秀乡 镇选聘干部的通知》，规定可以在乡镇聘用制干部中“择优录用部分选聘制干部”，录用的对象则是 “在乡镇机关编制定员和增干计划以内，经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担任乡镇领导职务满一届 以上的选聘制干部。”而对于中县来说，1990 年以后，一般从聘用制干部中录用干部，条件就是在 他们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干部 2—3 年之后，其它形式的录干则基本停止。 聘用干部政策的出台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是打破干部身份终身制，打破铁饭碗制度的 具体措施，目标是建立一个干部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干能工的生机勃勃的流动干部 体制。1982 年 9 月，劳动人事部制定颁发《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已经提出了从社会上 招聘干部的构想，其后，全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了聘用干部的实践。1987 年中央提出 了对干部实行分类管理的构想，即机关干部实行公务员制度，企事业单位实行干部聘用制，根据这 一精神，河南省于 1989 年颁发了《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从社会上招收干部实行聘用制的试行意见》， 1990 年颁发了《关于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补充干部实行聘用制年的试行意见》，对全民所有制企事 业单位聘用干部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在河南省首次明确以合同契约的形式任 用干部，对干部实行聘用制，从聘用的对象来看，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工人，年龄 45 岁 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城镇待业青年，35 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以上人员要参加全省统 一聘干考试，择优聘用，考试采取资格考试的办法，合格的不再参加考试。获得省三等、市地二等 以上科研成果奖的主要完成者和确有特殊技术专长的社会闲散科技人员，经过一定的考核，则可以 直接聘用为干部。1995 年河南商丘永城发生假文凭聘干事件后，9 月，河南省人事厅发出《关于实 行公开考试择优聘用干部的通知》，要求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聘用干部和国有企业从非在职人员中 聘用干部必须坚持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公开考试，择优聘用。同时要求严肃人事工作记录， 保证聘用干部的质量和素质。 对于乡镇干部的聘用，1987 年 3 月，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颁发执行〈关于补充 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镇干部要逐步从农村优秀人才中选拔聘用的指示精神，就乡镇干部的聘用做出具体规定，要求选聘的干部“年龄一 般在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同时要求“聘用人员的聘用期一 般为三年。聘用期满，工作需要，本人称职，经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续聘，但不得沿用过去的办 法转为国家固定干部。”1991 年 7 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出《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和择优 录用部分优秀乡镇选聘干部的通知》，就乡镇干部的选聘和录用做出具体规定，提出“实行乡镇干 部选聘制是从优秀农民中选拔干部的主要途径，各地区要继续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巩固和发展改 革成果。”要求选聘对象是“优秀村干部、乡镇企业领导骨干、复员退伍军人、在专业技术岗位的 不脱产人员、农村‘五大’毕业生和经过两年以上实践锻炼的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 这两个文件实际上是开了从农民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的口子，对于极其凝固的具有农民身份的 村干部等农村中的精英来说，意义重大，不啻为天上掉馅饼，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 口子基本是一次性的，从中县的实践来看，除了 1991 年从优秀村干部中聘用了 30 名乡镇干部之外， 后来再也没有实施过。 从北山市的聘干工作来看，1991 年到 1996 年，全市共聘干 5151 人，占全市干部总数的 4.5%， 其中乡镇选聘 330 人，聘用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学历的在职工人 3088 人，聘用大专以上学历的城镇 待业青年 628 人，聘用地市二等，省三等以上科研成果奖和有技术特长的社会闲散科技人员 1105 人，这其中，担任县处级领导干部 2 人，乡局级干部 38 人，副乡局级干部 283 人。 从上面这些资料来看，聘用干部是非常狭窄的流动渠道，而且以在职工人和科技人员居多，城 镇待业青年和农民能够被聘用的机会很少，数量也很小。 录干和聘干政策运行到 2001 年，由于各地不断有一些问题和事件出现，2001 年 8 月，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坚 决停止个别地方仍在使用的‘以工代干’、‘工人转干’的错误做法。”这之后，各省份相继停止了 录干和聘干的工作，比如，2002 年 10 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人事厅联合发出通知，规定“从 11 月 1 日起，湖南省原来所发的各种录用干部的文件将一律停止”。从全国各地来看，随着公务员录 用制度的完善，各种形式的录干和聘干在停止后，逐步并轨到公务员的录用上。 具体到中县，2000 年之后，基本停止了录干和聘干工作。在 2009 年 8 月份副科级干部提拔任 用中，凡是 2000 年以后聘干的，组织一概不认可。解放街道办事处一名拟提拔人选就是在这个资 格审查过程没有通过，从而没有提拔。1978 年以来，中县吸收录用干部 2030 人。 四、中县领导干部来源的数量考察 中县县领导是经由那些渠道获得干部身份的？各个渠道的比重如何？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县领导主要来自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高达 80%以上是大中专院校培 养的，这充分说明了大中专院校是培养领导干部的主要场所，是主要的精英收割器，实现了党中央 提出的干部应主要由学校来培养的目标。军转干部占 13%，是培养领导干部的第二渠道。两者相加， 高达 94%，吸收录用的只占 6%，一方面是由于吸收录用的干部本来就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吸收录用 的干部精英程度不高，能够走上县领导岗位的不多，吸收录用只是领导干部来源的辅助渠道。 1978 年以来，中县县领导来源有一个怎样的变迁？由于资料的原因，下面具体考察 1999 年与 2009 年的县领导来源变迁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来自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增多，来自于军队转业和吸收录用的减少。 这大体也是 1978 年以来的整体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正科级一把手的来源构成。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正科级一把手来源也是以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为主，占到 70%以上，其次是吸收录用，占 18%，军转干部则是第三个来源，占 10%。吸收录用超过军转干部成为第二大渠 道，说明正科级一把手中，土生土长的本地精英有一定优势。相对年轻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基 本都是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说明了知识型干部逐渐一统天下，占据绝对优势和比例的趋势，而他们 中间通过吸收录用这个渠道获得干部身份的，没有一个是转干和录干，3 个全部是聘干，则反映了 人事制度改革所导致的领导干部因年龄不同而产生的政治世代差异。 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上领导干部中，有 25 名（ 2 名县领导和 23 名正科级一把手）是通过吸收 录用而获得干部身份的，对他们具体情况的分析，非常能够反映中县深层次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25 名通过吸收录用这个精英选拔途径而获得干部身份的正科级一把手以上 领导干部中，有 18 名是干部子弟，占到 72%。这一结果说明，吸收录用机制是领导干部阶层安排子 女就业的一种途径，是封闭的自我繁殖的机制，打上了深深的权力庇护的烙印。正是因为这里面有 不公正的内核，所以 2001 年之后，国家逐渐停止了这一政策的执行。 现在的问题是，吸收录用政策主要是对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员开放的，是解决城镇具有商品粮户 口的子女就业的一个途径，其具有屏蔽的功能，也就是它基本是对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阶层开放的， 而对农民阶层则是封闭的。那么，如何理解 25 名中有 5 名农家子弟？从这 5 名出身于农家子弟的 领导干部的具体情况来看，有 4 名是在 1978 年以前就业的，也就是基本是在文革中后期就业的， 而 1 名 1981 年就业的则是由于爷爷是商业局的老职工，等于是接爷爷的班才参加工作的。而 4 名 1978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一般都是先做临时工，然后才慢慢转成正式工，同时一般也都有较强的社 会资源，比如父亲是村干部，或者亲戚是国家干部等等。这同时也说明，文革中，农民阶层通过招 工等方式还有向上流动的渠道，而文革后，农民阶层除了上学和参军，基本丧失了其它方式的流动 渠道，所以，身份制在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农民虽然可以地域流动，但 他们的身份却无法改变，建国后开启的体制内非常狭窄的渠道对他们也关闭了。 对于录干、转干和聘干的具体情况，政协副主席沈然说： ‚1980 年，全省招录农村经营管理干部，当时老父亲在团结乡当乡长，乡里有个干部叫赵荣雪， 向我父亲汇报这个事，就让我也报名，老母亲也很赞成这个事，因为考上就是全民工，就是干部， 当时在县里这是很难的。我当时就想考考试试，高三都不读了，结果考上了。当时全北山市录取 89 名，按照分数录取，很严格的。‛（沈然访谈，2009） 体育中心主任郭山穆说： ‚我是 1984 年转的干，当时有个精神，就是以工代干人员，符合条件的可以转干。当时咱们 县转了很多，有 500 多人吧。当时要求有硬杠杠，必须 1979 年之前参加工作，还必须是干部岗位， 从事干部工作，工人身份的。‛（郭山穆访谈，2009） 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何栋岸说： ‚我是初中毕业，原来是工人身份，父亲原来是教师，是接父亲的班参加的工作，后来到县政 府当通讯员。我参加全国自学考试，拿下了大专文凭，河南财经学院，秘书专业，整了整整 6 年。 没有办法。不然没有出路，聘不了干就当不了干部。当时县政府还聘不了，还必须挂一个事业单位， 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卫生事业单位。93 年，一个副县长打招呼，才聘了干。‛（何栋岸访谈，2009）

干部群体的工作获得是干部进入工作单位的过程。中国干部资源的计划分配体制以及中国“单 位社会”的性质，使得干部的工作获得既是地位形成机制，也是社会分层机制。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干部的工作获得与干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单位的机会结构紧密相关。干部的人力资本主要 是教育的获得，社会资本主要是关系资源的拥有和运用，单位的机会结构则是单位要有人员需求， 职位要有空缺，并要有相应的编制以及进人指标等等。 建国后，户口制度、身份制度和单位制度成为党治理国家的三大机制，户口制度造成城乡分割， 身份制度和单位制度则造成阶层和地位分化。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单位，既是进行统治和控制的组织， 也是人力和资源再分配的主渠道，更是干部们的安身之所和就业之地。因此，单位的设置和运行以 及干部的单位进入和单位流动，是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和视角。 中国的单位制度既造成了单位壁垒和单位分割，也形成了各种单位进入门槛和各种单位内部劳 动力市场。单位等级和单位权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形成了中国人 “想象的共同体”的所谓好单 位、一般单位和坏单位，这使得单位的差别演化为干部的人生际遇和命运差别。因此，如何能进入 具有优势权力资源的单位就成为很多中国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 干部的工作获得是一定单位和机构内的工作获得，建国后，我国基本形成了机关单位、事业单 位和企业单位的分类格局。在中县，机关单位主要包括县委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群团组织、 法检两院机关、县政府机关、乡镇机关以及垂直部门的机关等。事业单位主要是农林科教文卫等系 统以及乡镇的站所和行政单位的二级单位等。中县的企业单位曾经在鼎盛时期有 8 大集团，但现今 除了上市的中纺集团外，其它基本都民营化或者破产倒闭。 一、机构设置 下面是中县县直党政群机构设置清单： 中共中县县委：县纪委、监察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工作部门（ 6）：办公室（保留机要局、 保密局牌子），组织部（保留县直工委牌子），宣传部（保留文明办牌子），统一战线工作部（保留 台办牌子），政法委员会：综治委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县委处理法轮功问题办公室（政府防范 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不占机构数）、县委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不占机构数），县委群众工作 部（信访局），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不占机构数）。 部门管理的行政机构（ 1）：老干部局（由县委组织部管理）。 部门领导的副科级以上事业单位（ 6）：党史研究室（正科）（由县委办公室领导），档案局（档 案馆）（由县委办公室领导），县委机关事务局（副科）（由县委办公室领导），县农村党员干部培训 示范基地（副科）（由县委组织部领导），县老干部活动中心（由县委老干部局领导），民兵训练基 地（副科）（由县人民武装部领导）。 直属事业单位（ 1）：县委党校（正科）（行政学校）。 议事协调机构（ 6）：外宣工作领导小组，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县综合治理委员会，县人民武装 委员会，县委保密委员会，县委密码工作领导小组。 派出机构（ 2）：解放街道工作委员会，新华街道工作委员会。 县人大，派出机构（ 2）：解放街道人大联络委员会，新华街道人大联络委员会。 县政协 县法院 县检察院 群众团体和工商联机构（ 7）：总工会、共青团中县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 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26）：办公室（保留外侨办牌子），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企业发展服务 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局），财政局，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监察局 （不占机构数），国土资源局，建设局，环境保护局，教育体育局，科学技术局，交通局，农业局， 林业局（与农业局合署 不占机构数），水利局，粮食局，商务局（外商投资管理局），审计局，统 计局，文化局，广播电视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畜牧局，民族宗教局。 部门管理的行政机构（ 1）：物价局（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直属事业单位（14）：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正科），农业机械 管理总站（正科），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正科），航运管理局（正科），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正 科），规划局（正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科），工业区管理办公室（正科），房产管理局，商 业贸易服务中心，物资流通中心，对外贸易服务中心，县供销合作社，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派出机构（ 2）：解放街道办事处，新华街道办事处。 部门领导的副科级以上事业单位（31）：地方史志办公室（正科）（由政府办公室领导），政府 机关事务局（副科）（由政府办公室领导），招商引资办公室（副科）（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 信息中心（副科）（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副科）（由商务局领导），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副科）（由农业局领导），棉花办公室（副科）（由农业局领导），蔬菜办公室（副科） （由农业局领导），移民办（正科）（由水利局领导），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副科）（由统计局领导），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科）（医疗保险中心）（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领导），就业服务中心 （副科）（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领导），人才交流中心（副科）（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领导）， 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局（副科）（由财政局领导），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副科）（由财政局领导）， 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副科）（由财政局领导），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副科）（由财政局领导），会计 核算中心（副科）（由财政局领导），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副科）（由建设局领导），公路管理局（正 科）（由交通局领导），交通规费征稽所（副科）（由交通局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局（副科）（由审 计局领导），第一高级中学校（正科）（由教育体育局领导），第二高级中学（副科）（由教育体育局 领导），第三高级中学（副科）（由教育体育局领导），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副科）（由教育体育 局领导），教师进修学校（副科）（由教育体育局领导），第一人民医院（副科）（由教育体育局领导）， 第二人民医院（副科）（由教育体育局领导），中医院（副科级）（由卫生局领导），卫生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副科）（由卫生局领导）。 从清单中可以看出，中县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对于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来说，机 关单位和事业单位领导岗位是一个统一的内部官僚“市场”，调整时是一盘棋，可以互相流动和调 配。 除了上面的县直党政群单位，中县还有 13 个乡镇机关：西城乡、团结乡、白阁镇、李庄镇、 大门镇、南方镇、六月镇、西游镇、夏店乡、庞庄乡、北方镇、大水乡和华生镇。加上上面的两个 街道办事处，共 15 个乡镇基层政权机构。乡镇机关一般内设：党政办、妇联、团委、财政所、城 建所、计生办、民政所、信访办、农办、林果站、畜牧办、企业办等股级机构。乡直单位一般包括： 信用社、教办室、司法所、土地所、邮政所、粮所、电信所、供电所、国税所、地税所、派出所、 工商所、广播站、兽医站、农机站、卫生院和初中等单位。 垂直管理单位有：国税局、地税局、人行、银监办、农发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信用 联社、邮政局、邮储银行、人寿公司、人险公司、电业局、质监局、工商局、药监局、烟草局、盐 业局、联通公司、移动公司、气象局、土地局等。 根据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多少，可以把中县的单位分为核心单位、中间单位和边缘单位，核心 单位包括县委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和乡镇机关，中间单位包括各种事业单位和乡 镇的站所，边缘单位包括学校、医院和企业等等。一般来说，这些单位分布形成了权力圈和资源圈， 并在单位壁垒和单位分割基础上形成单位圈。初职在哪个单位圈内就业，将对干部的成长产生深远 影响。 二、初职获得途径 1978 年以来，中县干部的初职获得主要有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参军，各种途径的招工，事业单 位的招录以及公务员考录等等。 1982 年，河南省计委、人事局、教育局《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工 作的报告》中提出： ‚特别是农、林、医、师等科类的毕业生，主要应分配到县以下基层单位，为发展农林科学技 术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师范院校毕业生，除学校留部分师资外，其它应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分配本科毕业生任高中 教员，师范专科毕业生任初中教员，中等师范毕业生任小学教员。‛ 现在很多中县干部都是农、林、医、师学科毕业，和这个报告的指导思想紧密相关，更难能可 贵的是这个报告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无疑具有极大的前瞻性。 2001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01 年毕业研究生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 ‚专科以上毕业生在全省范围内自主择业。中专毕业生主要面向本地区就业。涉农、涉林专业 的毕业生, 重点充实到农林第一线。‛ ‚师范类毕业生原则上在教育系统编制限额和年度增人计划内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就业, 重点 充实到县以下中小学任教‛ 从国家和河南省的相关规定来看，大中专毕业生的初职一般贯彻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原则，在 本地区和本行业相关单位就业。现在中县领导干部的初职获得大多在与专业对口的单位就业。1985 年之前，不少优秀大中专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党政群机关，之后，进入党政群机关则主要靠调动。2003 年之后，则主要靠公务员考录。 1978年以来，中县的大中专毕业生初职获得主要取决于毕业的学校和所学专业，关系资源的运 用以及单位的机会结构等因素。 军转干部的初职，顾名思义，则是军队单位，因为他们从参军开始就被视为参加了工作。1978 年以来，军转干部的再就业单位主要取决于在部队所从事的工作、职务级别等人力资本，在地方的 关系资源等社会资本以及单位的空缺等机会结构，单位的机会机构按照官方语言就是组织分配和安 排。 2001年颁布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规定： ‚担任师级职务的军队转业干部或者担任营级以下职务（含科级以下文职干部和享受相当待遇 的专业技术干部，下同）且军龄不满２０年的军队转业干部，由党委、政府采取计划分配的方式安 置。 担任团级职务的军队转业干部或者担任营级职务且军龄满２０年的军队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计划分配或者自主择业的方式安置。‛ 从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军转干部工作安排的原则是“根据其德才条件和在军队的职务等级、贡 献、专长安排工作和职务。”重点是安排好师团级转业干部，同时对于艰苦边远地区的一类、二类 和三类地区以及边疆国境等地区的军转干部，在工作安排和工资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倾斜。从各个地 方的实践来看，一般根据其在部队从事的工作以及职务和级别进行适当安排。除了基本的分配原则 之外，1978年以来，军转干部的再就业单位和当年的转业政策也关系很大，比如1980年转业的军队 干部就主要充实政法战线和教育战线。整个1978年以来，从全国各地来看，充实到政法单位和公检 法单位的军转干部都不在少数，这和军队与公检法都是国家机器以及政治方面的考虑有关。 具体到中县，重点是安置团级干部，营级以下一般不安排领导职务。团级干部一般是降一级或 降两级安排，就是正团级干部安排为副处级或者正科级领导岗位或者非领导岗位，副团级干部安排 为正科级或者副科级领导岗位或者非领导岗位，但他们的工资一般按照军队对应的地方级别发放。 比如副团级干部安排为副科级领导岗位，但工资则是按照副处级岗位发放。 初职获得通过各种途径的招工，其方式则是五花八门，形态各异。在中县，具体的方式有：接 班，内招，招工，招教，占地工等等。接班是1978年到1982年之间，对于具有干部、工人身份的父 辈，子女可以在父母退休或者自然减员的情况下，通过接班参加工作，一般在父母工作的行业或者 单位。内招是1978年以来延续最长也是最为普遍的初职获得方式，因为每个单位的职工子弟都面临 着就业的问题，最方便最可行的方式就是本单位自行解决。很多行政单位创办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 位，很大一个动力就是解决单位子弟的就业问题，所以虽然国家不断规定禁止内部招工，但就业压 力导致的刚性现实使得内招不仅普遍而且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只不过很多内招需要变通，需要 变换一下形式而已。招工则是面向社会招录，在中县，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中纺集团、光达水泥集团、 化工集团、新华酿酒集团、机械集团等八大国有企业集团的招工，特别是中纺集团，几次大规模的 招工，每次都1—2千人，而且都是全民工，充分发挥了其“就业机器”的作用。招教则是招录民办 教师，然后逐步转为公办教师。占地工则是由于县城扩张，需要占用县城周边农民的土地，相应的 招收这些农民为工人，以解决他们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同时在工人内部又分为：临时工，计划内临 时工，亦工亦农，合同工，集体工，全民工，每一种类别都对应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中国人的智慧 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获得一份全民工是很多中县待业青年的梦想和追求。以上所有通过这些具 体方式获得初职的人员，都需要把工人身份转变为干部身份，才能进入干部队伍，也才有资格被提 拔任用。 1993年以来，随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中国 的干部体制和干部队伍逐步进入“公务员时代”。公务员考录的根本在于把好了党政机构进入的“关 口”，通过卷子而不是通过条子取人。中国历次的机构膨胀，根子皆在于“进口”不严，请神容易 送神难，一旦机构精简，踢人饭碗，往往引发不稳定事件甚至流血事件。此种惨痛教训，全国各地， 俯拾皆是。所以，上收“进口权”，通过全国考录和全省考录，严把“进口”，实为治本之举，对 于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正义，也有很大意义。而且公务员体制的建立等于是增量改革、渐进改革， 另起灶炉，体系完备后，则自然过渡。 但是“公务员”的春风吹到中县，却是姗姗来迟，除了每年很少的高校“选调生”和公检法系 统全省招录之外，中县党政机关通过全省统一招录公务员，截止到2009年，依然一个没有。但是， 据人事局信息，中县今年上报了12个招录计划，所以2009年可望是中县党政机关招录公务员的“元年”。 中县公务员全省招录之所以姗姗来迟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河南全省的公务员招录一直在 省市两级进行，2005之后，才扩及到县级，这是根本原因。二、河南省一直在对县乡两级党政机构 进行消肿，最近的一次则是2005年的机构改革，精简了不少人员。对于乡镇，现在仍然是只减不增， 这对于改变“食者众”的局面意义很大，但也造成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我所在的西城乡，30岁以下 的干部基本没有。三、中县的地方本位主义思想。通过全省招录，不能解决县的就业问题，却引来 一些财政全供人员，增加了县财政负担。所以虽然中县一些党政机构缺编①，却不愿进人。但是， 却膨胀事业单位，因为事业单位进人权依然在县。而且通过提拔事业单位人员为副科级干部，可以 绕过公务员考录，所以公务员制度仍有漏洞可钻。公务员招录在中县导致的这些结果，想来真是令 人意外。 从选调生和公检法通过全省招录得人员来看，根据对相关单位领导的访谈，人员素质确实大幅 度提升，这对于优化干部队伍，为寒门子弟提供公平的流动渠道，意义重大。中县法院院长说，一 个公平的判决，需要一个合格的法官，如果法官素质不高，判决很难公平。但是由于前些年法院进 人把关不严，很多领导子女、内部子弟和关系户进入，导致法官队伍良莠不齐，而消化掉他们至少 还需要20年。但公务员招录也有一些问题所在：一是把关太严，人员招录不能满足需要。二是有时 招录进来的不适合岗位要求，退出机制还不健全，同时很多都积极往家乡调，队伍不稳定。三是堵 塞了本地精英的进入，加大了地方的就业压力。 而公务员招录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冲击是很大的，很多干部讲，1978年以来，甚至到2006年以前， 很多局长和县领导都可以通过写条子和打招呼进人，每个局长一年安排4—5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现在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全部“逢进必考”，等于极大地剥夺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资源。一 位已经退休的局长说： ‚我在这个局当了3年局长，进了27个人，主要是学生分配，军队转业和复员，还有内部子弟 安置。社会上舆论我1个人收1万，27个人就是27万，其实不要说收钱，有的酒都没有喝。我给你讲 一个例子，一次常务副县长喊我喝酒，我受宠若惊。到了酒场，说了一会后，常务副县长给我说， 老陈的孩子今年毕业了，去你那算了。你说我怎么办，只能答应，但下面喝酒的心情你肯定能体味 到，所以局长三年，我最头疼的就是进人。‛（访谈，2009） 一位乡人大主席给我讲，如果10年前，他的孩子早就上班了，但现在，孩子大专毕业1年多了， 还在家里待业。而一位县直局长现在还在为孩子的就业问题多次找县领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事情，所以，真是天翻地覆、天壤之别了。改革其实就是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把一些 权力和利益还给社会。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自我削弱。 而从公务员制度在中县的实施情况来看，很多干部反映，县乡公务员职务和级别层级太少，激 励机制还不健全。很多干部建议，多设层级，拉长板凳，让更多的人有位置可坐。同时，扩大工资 差距，使得工资成为职务和等级之外的第三个激励机制，这样，可以激励一些埋头苦干而又升迁无望的干部。 三、干部初职分布 下面是中县县领导的初职获得和分布情况：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县领导初职分布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军队、公检法、事业单位、 乡镇、学校和医院，说明县领导集体是由多种职业和岗位历练、多种事业形态、多种流动管道的干 部组成。从精英类型来看，包括了政党精英、行政精英、军事精英和专业精英，具有多元精英的性 质。从精英分布形态来看，县领导集体更大程度是一个异质性而非同构型的精英群体，多种初职起 点和事业经历必然带来理念和行为的多元化，这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代表各个群体的利益 和意见，多元声音的产生，都有很大意义。 从单位分布来看，初职在政府机关的比例的最高，占到25%，这些政府机关主要是县直局委办， 主要是从事具体的业务工作。初职在学校的占到19%，这些学校主要是高中和初中。县领导相当比 例的来自于教师，主要和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有关，因为在中县，教师是知识水平相对 较高的群体，因此是干部的一大来源，但他们都面临单位流动的问题。初职在乡镇的占16%，这和 从基层、从一线提拔干部的政策有关。初职在军队的占到16%，说明军队是地方干部的一大来源。 这几个管道加起来，比例接近80%，充分说明县直部门、学校、乡镇和军队是培养地方干部的四大 场所，是干部事业历程的四大主管道。从单位圈来看，县领导初职接近70%都分布在核心单位圈， 说明他们在初职时就已经进入了权力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单位，在事业刚起步时就占据了制高点，这 一点在县委领导身上表现的特别明显，8位县委领导有6位初职都在政府机关，说明他们刚进入事业 发展，就进入权力核心单位，就已经把同龄人甩在后面。而处在权力边缘位置的学校成为干部的一大来源管道，则是时代的产物，是干部知识化的体现，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有持续的影响，直到 公务员一代的崛起。县领导初职没有一个在企业，说明与权力单位圈越远，迈向权力之路越长，越 难成长为主要领导干部。同时从对干部的访谈来看，中县干部一般把核心单位称为一级机构，把事 业单位称为二级机构，把企业单位称为三级机构。初职分布在一级机构的干部，其成为领导的可能 性明显比在二级机构的要大，其在政治阶梯上升的也明显快。按中县干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起 点高，进步快；起点低，进步慢。所以初职的分布对一个干部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有重大的影响。 而县领导初职基本没有分布在党委机关①，没有分布在最核心的权力机关县委办、政府办和组 织部，充分说明了党委核心机关选拔干部的“再筛选”模式。所谓“再筛选”模式就是本单位不直 接吸收干部，而是在工作实践中选拔干部。党委机关由于是领导机关，其对干部的思想和能力要求 都比较严格，其决策性质也要求干部必须经过基层和群众工作锻炼，而大中专毕业生也必须经过实 际工作锻炼才能显示其能力和素质，这些都是“再筛选”模式实施的原因所在。1978年以来，各级 党组织人才不接和老化，从而直接吸收了很多大中专毕业生，1977年到1982年，各部委共补充干部 9800人，其中应届大中专毕业生5800人，占60%，这对于改变各部委干部队伍老化和文化偏低的状 况，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很多毕业生“没有经过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锻炼，缺乏独立判断 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难以较快地适应领导机关工作的要求。”因此，从1985年，中央国家机关 不再直接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吸收干部，而是采取选调的办法补充干部，这实际就是“再筛选”模 式。从“直接筛选”模式到“再筛选”模式，是干部录用方式的重大改变，必将对各级党政机关干 部构成产生重大影响。1993年以来实行的公务员制度，则是“直接筛选”模式和“再筛选”模式的 混合运用。从中县的实践来看，虽然也有一些极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党政核心机关，但 党委机关和行政核心机关主要还是依靠“再筛选”模式来补充干部，特别是县委办一度形成了这样 的选人标准：工作表现突出的，农村出身的，有文凭的，能写材料的。要求农村出身主要是其社会 关系简单，这显然比社会关系复杂要好得多。同时进干部一般都有半年到1年试用期，行则留下， 不行则退回原单位，这都是中县干部工作的有益经验。 从专业和初职的关系来看，只有6%的县领导初职与专业不对口，充分说明县领导初职遵循了“专 业化”分配模式，也就是毕业院校和所学专业基本决定了其初职行业和单位，比如中县县委书记林 校毕业就分配在林业局，一位副县长农校毕业就分在畜牧局。中县领导干部政治生涯大多经历了一 段“专业化”成长阶段，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单位都有很大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看1999年县领导初职分布情况，看看10年之间有什么变迁：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1999年的县领导主要来自于学校和军队，教师出身的高达42%，充分说明 了八、九十年代，县乡领导干部出现了“教师时代”，这是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现象，主要应归因 于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而且这些教师出身的领导基本都有做民办教师的经历，然后考 上大中专院校，所以，1977年的恢复高考整个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幸运的一代人。军队出身 的高达39%，和八十年代的大裁军有关，也说明军队一直都是地方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培养场所，而4 名法检和人武部领导全部是军队出身，说明军转干部和公检法领导干部的强相关性。县领导初职分 布在党政机关的很少，验证了这些机关选拔干部的“再筛选”模式。同1999年的县领导相比，2009 年的县领导初职更加多元化，说明选拔干部的视野更加开阔，选拔干部的管道更加多元，领导干部 的事业形态也更丰富。分布在政府机关的比例从1999年的0%到2009年的25%，说明县直部门越来越 成为县领导成长的重要管道和场所。分布在乡镇的比例的上升，说明加大了从基层、从一线提拔干 部的力度。 下面统计分析正科级一把手的初职分布情况：

从统计来看，中县正科级一把手初职分布也比较多元和分散，涵盖了行政机关、军队、公检法、 事业单位、乡镇、学校、医院、企业和垂直管理部门。从主要分布来看，学校占24%，乡镇占19%。 县直部门占17%，军队占13%，说明正科级一把手和县领导初职分布有同构性，学校、乡镇、县直部 门和军队依然是产生和培养县乡领导干部的四大主管道和场所。教师比例高达第一位，再次验改革 开放年代县乡领导干部群体中的“教师时代”现象。党委机关基本没有初职分布，再次验证党委机 关甄补干部的“再筛选”模式。企业也有初职分布，说明正科级一把手来源更加广泛。垂直单位领 导初职基本都在垂直部门，说明垂直单位领导的成长遵循“系统内”成长的模式。 从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上领导干部初职分布来看，没有一个分布在群团机关，这一方面是群团 机关作为领导机关，也遵循“再筛选”模式；另外一方面就是群团机关人数很少，吸收干部少。比 如现在中县团县委，一共才3个人，除了一名书记和1名副书记，只有1名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群团工作急剧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 正科级一把手领导干部70%以上初职都在专业对口单位，再次验证初职获得中的“专业化”模 式，说明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劳动人事部门的基本行为准则，对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外行领导内行， 以及专业型干部产生，都有很大意义。同时也再次说明县乡领导干部政治生涯大多有一段“专业化” 成长阶段。 四、初职获得过程 下面进入中县领导干部初职获得的实际过程。初职获得可以分为二种类型：一是人力资本起主 要作用的类型，一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发生作用的类型。初职的选择往往影响一个干部终生的 政治生涯，对此，中县县委书记林庆生说： ‚1978年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考上了河夏林校。我当时学习好，在同学中有影响力，有人缘。 你阿姨当时和我同级，是学校老师的孩子。80年毕业，国家包分配，当时政策是面向基层，面向山 区，县里都不让留，面向山区是因为学林业的。我就分在老北山县，但北山县是平原县，不让留。 原本让我留校，你阿姨是教师子女，可以留校。你阿姨就动员我留下，我说我不留，我不适合教书， 我要搞行政。因为我原来在公社就和群众接触，喜欢做群众工作。中专毕业留校教不了书，最多图 书馆、实验室，这我不干，这样，我就分在上县，当时分在上县林业局。‛（林庆生访谈，2009） 林庆生说，当时如果留在学校，就是学校的教职工了，后来也就不可能当县委书记了，所以这 个选择等于改变了一生的发展轨迹。 对于军转干部的再就业，政协副主席谢平念说： ‚我从机要学校毕业后在江苏省军区机要处做机要员。机要员在部队成长空间不大，第一，接 触面窄，人家都不愿意和你玩，你接触的东西不出事算了，一出事，就要调查平常接触的都是谁， 谁也不愿自找麻烦。第二，军队里军事干部进步快，政工干部进步慢，我们这号的，既不是军事干 部，也不是政工干部，实际进步比政工干部还慢。所以一看这架势，干脆不如回来算了，1988年， 我就连职转业回来了。因为我在部队做的机要工作，组织上就把我分在县委保密局。‛（谢平念访 谈，2009） 对于招工的情况，药监局局长王家中说： ‚当时县里招工，招的计划内合同工，这样我就到了商业上，医药公司。当时商业上8大公司， 五交化公司、土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医药公司等等，结果把我分在了医药公司。当时经过了报 名、目测、面试等一套程序，当时不存在开后门，风气正。我身体好，就分在加工组，加工药材。 比如生半夏有毒性，需要煮，用大锅煮，减少它的毒性，很需要体力，当时我就干这。‛（王家中 访谈，2009） 对于全省招录干警的情况，白阁镇副镇长王慕说： ‚我是2004年开封大学毕业，参加了河南省当年的招警考试，在郑州考的。先报名，然后资格 审查，笔试，面试，最后是体检和政审。等于是2005年9月份上的班，分在南方镇派出所，上班后， 我负责户政，整天很忙。去年全县公开选拔副科级青年干部，等于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和平台，我 就考上了，26岁，是全县现在最年轻的副镇长①。不然如果一直在公安上，一辈子能干到所长，高 配副科，就完了。公安提拔比较难，人员基数大，很可能一辈子就熬个副科。‛（王慕访谈，2009） 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获得初职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者城镇中的平民子弟，他们没有关 系资源等社会资本可以利用，同时，在80年代初，社会风气较好，利用关系的观念还不太强。 对于利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初职的情况，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说： ‚我当时考上了开封的省工商管理学校，在学校是班长、学生会主席，还是学生党员，我们班 只有我一个学生党员，等于在学生时期经历很辉煌。90年学校毕业，由于在学校很优秀，老师想让 我留校，我说我要回去。因为家里都惦记，这些年，父母把你抚养大，就想回来。回来后分在县工 商局，当时局长跟我父亲很熟，他们一起搁过班子，我父亲当镇长时，他是副书记，关系不错。‛ （陈山辉访谈，2009） 某局武装部长于高说： ‚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学，当时我父亲在县纪委，县纪委一个打字员要调走，我父亲知道 后，就找到县纪委书记，说了我工作的事。这样，我就到县纪委上班了，干打字员，一直干了七年， 纪委很多处分文件都是我打的。‛（访谈，2009） 中县是一个关系网络编织起来的社会，中县人的基本行为逻辑之一就是遇事情要托关系，找门 路，在涉及到就业这样的人生大事时，更是如此。在我所在的西城乡，通过访谈，乡机关80%以上 的干部在初职获得中都要托关系，找人情，都要动用关系资源。现在的一位老局长曾在两个不同的 局干过，当他在第一个局的时候，他的连襟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在局里工作；当他在第二个局的时候， 他的连襟的妹夫军队转业被安置在局里工作。对于这个连襟和其妹夫来说，由于这位局长的关系和 位置，他们的工作其实事先已经被决定了，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县是很普通的故事。而动用关系资源， 一些花费则是必然的。 五、单位人员构成 工作获得的结果就是各单位的人员编制构成，下面根据县直局的规模选择大局、中局和小局各 一：财政局、林业局和科技局，来分析其人员编制情况。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财政全供的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基本都处于缺编状态，这是因为这些人 员的工资需要县财政支付，而对于财政一直紧张的中县来说，严格控制全供人员，压缩全供人员支 出，就成为比较明智的选择。而自收自支人员基本处于超编状态，一些单位超编还非常严重，这是 因为这些人员的工资由各单位自行解决，县里控制相对较松，同时进入门槛较低，从而使得各类人 员汹涌而入，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 单位的具体人员构成则选择我曾经工作过的西城乡的财政所、畜牧站、邮政所和国税所来进行 分析。财政所和畜牧站属于县直部门管理，国税所和邮政所属于垂直部门管理，财政所和国税所是 好单位，邮政所属于中间单位，畜牧站则是差单位①。

从以上两个站所的人员构成来看，有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单位系统自繁殖现象，无论好的单位和差的单位，系统内部子弟安排都比较普遍。二是关系资源的运作，无论自身人力资本如何， 都需要找关系、托门子，以获得工作安排。从这也可以看出，阶层自繁殖是一种基本的本能，而这 必然会导致阶层的劣化和腐朽，所以除非有制度设计改变这种自繁殖机制，否则自繁殖会进入路径 依赖状态，很难改轨。而且自繁殖和关系安排极大损害了社会正义，据我所在的西城乡一干部讲， 当年他们北山工校同班同学，一共回中县5个人，他和另外一个人因为有关系资源①，被安排在乡镇 上班，而另外3个没有关系资源的由于安排不了工作，则选择了出外打工。 下面看垂直部门的国税所和邮政局人员构成：

从以上两所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垂直部门基层所差别很大，没有市场化改革的国税所自繁殖现 象更加突出，但也有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关系安排。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邮政所，基本通过招录来 补充工作人员，基本上根绝了自繁殖现象和关系安排，这说明，“逢进必考”、“公开招录”这些 市场化竞争机制是改变单位自繁殖和关系安排的两大制度设计。 第三节 单位间流动 单位间流动指个体的干部在单位间的转换。单位流动作为再分配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优化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活化的一种体现。对于中国这样的“单位 社会”来说，单位流动可以释放能量，提高效率，增进活力。单位流动的有无和难易是一个社会开 放或封闭的指标之一。单位之间的落差，是单位流动的根源之一。而寻求发展、追求进步，希望有 一个好的待遇和好的工作环境，则是一些干部流动的原动力所在。一些单位的拉力和一些单位的推 力使得整个“单位社会”充满了张力。同时，单位的兴废，特别是每次国家机构改革都会导致单位 之间人员的大流动，使得单位流动成为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指示器。 但是，由于中国单位之间严重的不均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少往往决定了流动单位的好 坏，好的单位则往往成为干部子弟以及关系户的流动地和落脚地。 干部的单位交流主要表现为干部调配和干部交流，干部调配是干部的调动和配备，主要是面向 一般干部，干部交流则主要面向领导干部，所以这一节主要是研究干部配备所导致的干部单位流动， 干部交流则放到下一章干部的轨迹中进行论述。 1978 年以来，干部调配首先表现为专业技术干部的归队，1978 到 1981 年，自然科学，外语、 法学和医学等领域学非所用的近 20 万名干部先后归队。其后就是支边干部的调配和西藏、新疆、 青海等支边干部的内调和调换。80 年代最大规模的干部调配是一些行业系统的重建和扩张，其中农 业、轻纺、能源、动力、工业、银行、海关、政法等行业系统都先后调配了大量干部，比如 1987、 1988 两年，国家为政法和税务系统调配了 56 万名干部。同时，国家一些重点工程和攻关项目的实 施，也先后调配了不少干部。 为了规范干部调配工作，劳动部 1980 年制定了《干部调配暂行规定》。1991 年，人事部又制 定了《干部调配工作规定》。两规定规范和明确了干部调配的原则、范围和条件、审批权限、程序 和纪律等。其中规定： ‚干部调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编制员额和干部人数计划进行，保证干部在地区、行业、部门 之间的合理分布及部门内的合理配置。‛ 1992 年，北山地委组织部和北山地区人事局下发了《北山地区干部调配工作实施意见》，其中 要求： ‚干部调配必须坚持合理流向。党政群机关调进干部，主要在党政群机关之间进行调剂，确需 从企、事业单位调入领导职务的干部，要从严掌握；对企业调入事业的干部要严格控制。‛ 从整个北山市干部调配的实施来看，一般要求严格根据编制来进行干部的调配，并形成了“超 编不进，满编先出后进，缺编按需进人”的惯例。同时，由于机构人员膨胀，干部调配经历了一个 松动到紧缩，分散到集中的过程。 1978 年以来，对于中县来说，干部单位流动主要在两个层面发生，一是县域内外，这种形式的 单位流动是一种地理流动，主要是老家是中县的干部从外地调回以及中县干部从中县调出。二是县 域内部。主要有：乡镇之间的调动、乡镇和县城之间的调动、县城内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 位之间的调动以及各系统内部单位之间的调动。 一、顺流，逆流 从中县的单位实际来看，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三大类别，而每个类别内的单位又千差万别，比如同为正科级行政单位，财政局有职工近 200 名，科技局只有 20 多名， 旅游局则只有 1 名，局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同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公路局职工近 500 名，史 志办职工只有 5 名。而根据各个单位职能、权力以及掌握资源的多少，单位之间的工资、奖金、福 利以及隐性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这些差别导致了单位流动的不断发生。从财政供给来看，行政单 位一般是财政全供，事业单位则有财政全供、财政差供以及自收自支等类别。对于干部个体以及社 会导向来说，一般是从企业单位往事业单位流动，从事业单位往行政单位流动。从事业单位来说， 一般是从自收自支单位往差额供给单位流动，从差额供给单位往全额供给单位流动。从地理位置上 来说，一般是从离县城较远的乡镇往较近的乡镇流动，从较近的乡镇往县城流动。这在中县干部中 被称为顺流，反之则是逆流。 但是，中县官方机构对单位流动的定义则与干部相反，干部称为顺流的，官方机构称为逆流； 干部称为逆流的，官方机构称为顺流；一顺一逆，使得单位差别、单位好坏成为共识。对于官方机 构来说，是鼓励顺流，抑制逆流。而对于干部个体来说，则是千方百计顺流，除非组织调动，没有 谁逆流而动，因为这里面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位组织部的中层干部在中县灯具厂效益还好的时候， 流动出去任副总，但不几年，灯具厂就破产倒闭，而这位副总现在工资都没有地方发放，回组织部 则没有一点可能。所以，顺流往往带来的是正收益，而逆流往往需要面对无法预测的明天。 单位流动也和干部的心态理念有很大关系，1980 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具有很深的乡土情结，放 弃留在大中城市的机会，而回中县就业。一些即使是分在大中城市也千方百计调回中县，对此，卫 生局局长陈棠之说： ‚我 78 年开封卫校毕业后，留校教药理学，我推荐上学之前就订婚了，父母身体也不好，我 就想调回来。但是学校不放，当时很麻烦，要找很多关系，难的很，一共花了 8 个月时间。当时需 要开封市卫生局同意，我一个亲戚当时在开封印刷厂任设计师，等于是我的老表，我就找到他，他 找到当时开封卫生局的一个副局长。当时也可怜，没有东西，我就回来带了 4 瓶香油，和我表哥去 找人家，大约跑了 10 趟，不断做工作，最后才同意放，唉，难的很。‛（陈棠之访谈，2009） 现在的统计局长、档案局长以及社保局局长都有类似的经历，都是从大中城市调回中县的，其 原因也大多都是照顾家里、夫妻团聚等等。而 80 年代很多分在外县的干部一般也都陆陆续续调回， 这是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使然。 但是，现在中县干部的就业地域观念则是大反转，很多都千方百计往大中城市调。这一点也非 常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于子女的就业观念上，能留在北京、上海，决不留在郑州，能留在郑州决不 留在北山市。比如卫生局局长陈棠之的两个孩子就全在郑州工作。很多干部讲，大城市的工作起点 更高，发展空间更大，机会也更多。当年自己回来也没有帮家里多少忙，却限制了自己的发展，所 以，决不让后代再走自己的路。 对于县域内部的单位流动，很多干部讲，从一般乡镇到重点乡镇，从二级单位到一级单位，从 一级单位到大部委办，也就是权力核心单位，对一个干部的成长至关重要。 对于如何一步一步流动到核心权力机关的，政府办副主任马关治说： ‚我许昌医专毕业后，分在卫生局下的二级事业单位，县防疫站。我平时注意学习，爱写东西， 在一些专业刊物上也发了一些文章，就被提为防疫站办公室主任。一次卫生局举行活动，让我和另 外一个人发言，那货①发言结结巴巴，紧张的很，我发言很清楚，很自然，当时卫生局副局长就说我是个人才。后来我又编辑防疫演示文稿，送给卫生局长后，他把几个副局长叫到一起，说看看这 个人，看这文字写的。当即决定调我到卫生局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干了几年后，一次县里卫生 系统举行一个重大活动，常务副县长的发言让我写，我送过去之后，常务副县长看了看，说，是个 人才啊，材料写的好，字写的也好，想来不想来啊，我就说，想来。后来我就找常务副县长，希望 能调过来。不久县政府公开招秘书，我当时考的也不太好，但因为有前面的基础，还是调过来了。‛ （马关治访谈，2009） 1978 年以来，从整个干部单位流动的走向来看，无疑是顺流多，逆流少。同时 80 年代基本是 组织调配多，个人要求少。90 年代以来，则基本是个人要求多，但也都要走组织程序。很多干部为 了流动到一个好单位，挖空心思找关系，寻人情，必要时甚至金钱开路。从现在来看，单位流动控 制更严，因为每个单位的编制和人员都控制的很死，一些单位没有办法，只好采取通融的方式，比 如以借调，抽调等方式补充人员。而党政群机关基本都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在行政、事业单位选人， 基本是一种“内循环”。比如，中县党政群机关在 2005 年和 2007 年分别公开选拔了 30 名和 20 名 年轻干部，补进到党政群机关。 二、单位盛衰 1978 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很多单位也发生了转型甚至大逆转。一些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差的单位或者一般的单位，比如农、林、水，比如土地、税务和广电等，成为市场经 济下的好单位。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好单位，比如商业、粮食、供销社、物资、外贸等等，却 时过境迁，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劣势单位，一些单位甚至都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改革开放年代，关于 单位变迁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一。比如中县商业局，从当初的第一大局，财政占据中县的半壁江山， 是人人都向往的工作之地；到现今徒留空壳，职工个个都想离开或已经离开。 1978 年以来，中县的所谓好单位形成了涌动的波浪，随着形势一波一波的变化。90 年代之前 是商业、粮食、物资、供销社等单位；95 年之前是县化肥厂、县酒厂、县灯具厂和县棉麻公司等企 业单位；2000 年之前是银行等金融部门；2000 年之后到现在则是党政机关。与这些好单位形成的 波浪相对应，则是干部单位流动形成的人流波，只要是好单位，则是人人想进，不少人都找关系， 寻门子，千方百计往里挤。当年鼎盛的物资局，人员高达 500 多人，其局长说，这 500 多人，除了 组建时的几十个人外，分配的学生和军队转业复员的有 100 来人，内部子弟有 100 来人，其它 200 多人都是当时千方百计调进去的。现在除了个别的调出外，全部砸在里面，2000 年改制破产后，工 资都没有了。 物资局的命运为一些单位的盛衰提供了一种人力资源解释，也就是当一个单位处于发展阶段 时，不断扩张需要人，同时外面的人也千方百计往里进，这时，如果严把进口关，高标准进人，则 这个单位能够维持优势地位。但是，如果进口关不严，干部子弟、关系户和内部子弟汹涌而入，则 这个单位在达到人员承载的最高点后，必然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盛极而衰，甚至最后毁灭。 从中县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商粮供等单位，还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几个企业，以及现在的环保局、公 路局和县医院，都是这样的命运轨迹。而党政机关之所以不断运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筛选” 机制保证了其补进干部的素质，同时严格的编制又使得其不致过渡膨胀。 县医院曾经是中县最好的单位之一，鼎盛时有不少乡镇党委书记和县领导、局领导的家属在其 中工作。但因为进人口把关不严，使得内部子弟、干部子弟以及关系户大量调入，从当初的 300 多 人膨胀到现在的 1000 多人。但是 10 年之间，也从一个利润几百万的单位演变到现在外债高达 8 千多万的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医疗事故不断，2008 年底，发生了好几次医疗事故，使得事故家属占 领县医院。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的县医院职工围攻县委、县政府，并围堵下来检查工作的北山副市长， 使得 2008 年的中县春节很不平静。我参加了当时为解决问题而召开的党政联席会，卫生局长汇报 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县医院在全县的位置特殊，曾经有 8 位乡镇党委书记的家属在医院工作。 一位曾任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的干部讲，县医院是标标准准的“窝子兵”，很多是内部子弟安置， 随便找一个院领导和老医生，其七八个亲戚都在医院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如此导致内部关系错综复 杂，极其难以管理，而工资发不下来的结果导致很多技术骨干外流，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他说： ‚县医院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当时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 结果演变为百人大战。‛（访谈，2009） 在这种随波而动的干部流动中，出现了干部子弟和关系子弟的“不落空”现象，也就是哪些单 位好，他们就去哪些单位。先是计划经济垄断单位，然后在这些单位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流动到其它 优势单位。一位中县县长曾生动地比喻他们：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 瓜。这些在一些干部子弟的简历上有很清晰的反映，比如一位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党委书记的工作简 历就是先在棉麻公司，后流动到粮食局，再流动到组织部。而一位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局长的简历则 是先在百货公司，后到商业局，再到现在的局，但是这个过程的实现，有的容易，有的曲折，这位 父亲曾为公安局领导的局长说： ‚当时商业上的形势明显不行了，我就想换换单位，老父亲当时也退了，想让我到公安局。当 时的县委书记，和老父亲还有我的公公，关系都很好，就对我父亲说，去检察院吧，干嘛一定到公 安局。但我父亲一直想让我到公安局。老父亲也比较正直，在县里威望也高，不可能送礼什么的， 结果一直没有调成。老父亲提起这就伤心，后来一次心脏病都犯了。我也就一直等，这中间恰好现 在这个局成立，后来县委书记就说，别等啦，去吧，将来是有发展前途的。我父亲当时也很无奈， 就说去吧，这样就到现在的局了。‛（访谈，2009） 30年巨大变化导致的单位变迁，发生了很多意味很深的故事。80年代中县一位分在公安局的军 转干部曾破口大骂：我们要是有关系，还会分在这个破地方。但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公安局现在是非常好的单位了，估计他现在都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关系。一位市国资委领 导给我讲，他当时军队转业时曾想到市装饰公司去，因为没有关系，结果没有去成。去年一次他接 访，上访的就是市装饰公司的下岗职工，一位下岗职工骂他拿着工资，不为人民服务。他当时也比 较激动，说：20年前，我要去你们单位，你们都不要我，现在倒好，好处难道都要让你们占光？ 这是形势和造化弄人，是一代人的命运无常。 1994 年至 2002 年，中县实行改革，把人财物权利下放给乡镇，等于是甩包袱，同时给予乡镇 发展的自主权。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乡镇机关和乡镇 事业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和膨胀。这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干几年就要调整，所以谁也没有长远 打算，不太考虑进人后的负担问题。而且进人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获得方式。8 年间，我原来所在的 西城乡机关人员就从 60 多人膨胀到近 200 人。一位干部讲，当时交给乡里 1 万元就可以上班，进 人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下岗职工都进来了，甚至有一个当时在集镇上卖肉的，后来大家发现也 到乡里来上班了。机关膨胀的结果就是工资发不下来，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对于当时 的情况，一位干部讲： ‚我们春节后上班，几个月不发工资，就等夏季收取农业税和提留，补发上半年的工资。然后又是几个月不发，等秋季收取农业税后，再补发下半年的工资。好几年都是如此。‛（访谈，2009） 这就极其真实地道出了那几年干群矛盾尖锐的原因所在，干部的工资来自于收取农民的农业 税，不收取农业税，干部就无法生活，从而进入可怕的官民“生存博弈”。对于干部来说，当然希 望多收一些，这样工资和福利就可以多发一些；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希望少收一些，因为这关系到 口粮问题。当干部和农民都为生存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干部 讲，那几年形势确实严峻，冲突不断，时有流血事件发生，当时农民就缺一个东西：枪，现在想想 都后怕。 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面前，2003 年，中县重新上收乡镇人财物权力，2005 年河南省乡镇机构 改革，精简分流，把乡镇编制和进人权上收到省，几年内只减不增。同时进行转移支付，保证干部 工资的发放，加上 2005 年农业税的取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官民“生存博弈”的困境。 三、教师从政 中县县乡干部比较鲜明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师从政。教师流动到党政机关一般通过调动来实现， 而具体的调动过程在中国县乡的现实中可谓形态斑斓，方式多样，但很多都是通过“教而优则仕” 或者写材料起家，其中很多都需要关系资源的运用。 对于如何到党政机关，教了6年书的常务副县长赵炎厚说： ‚我当时在初中教语文，平时写一些东西，有些在《北山日报》上发表了，在学校里也有一些 小名气。当时乡里需要一个新闻通讯员，就把我抽去了，专门为乡里写通讯报道。后来乡里挑秘书， 就挑到了我，先借调，后来才正式调过去。‛（赵炎厚访谈，2009） 人大副主任胡武利说： ‚我当时教学比较突出，不久就任教导主任了。乡里领导对我比较了解，教改组也汇报过我的 情况，乡里就想调我到乡里去，任党委秘书。一说教育局不同意，因为当时教育上缺人，不放。后 来教育局说，这个人乡里一直要，干脆我们要来，教育局就给我下了个文，调教育局，结果乡里又 不放，不让走。后来83年底，县委办选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乡里和教育局都要，组织部就派人 来考核，这样就把我选到县委办了。‛（胡武利访谈，2009） 而据中县一位退休的县领导讲，胡武利确实很优秀，但到县委办也有其它一些因素，当时其一 个亲戚在市里，打了招呼。县委组织部也有其一个老乡，多方面因素一结合，就把他选到了县委办。 对于自己如何到财政局，一位县直部门一把手说： ‚我当时在李庄镇初中教书，我姨父原来在北京当兵，和当时县委书记的弟弟是战友，后来就 找到县委书记的弟弟，给县委书记打了个招呼，就调到了财政局。‛（访谈，2009） 而当我问一个乡的武装部长当初是怎么调到乡里的，他直言不讳地说“靠关系呗”，他说从教 育上往行政上调是很难的，因为教育系统一般不放人，必须接收单位要有人帮您说话，帮你运作， 不然不可能调动。 对于很多教师来说，调动到党政机关往往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是其政治生涯的开始，在他们 一生中都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四、流动沉淀 在纷纷扬扬的单位流动后面，是不同单位的人员构成沉淀。从中县的现实来看，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越雄厚，越是到好单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稀薄，越是到坏单位。下面我们看西城乡 土地所的人员构成，土地所现在在县里是较好的单位，由于成立较晚，人员基本都是流动而来，从而提供了一个观察单位流动的很好的样本。这个土地所有9名职工。

从这个所人员单位流动来看，有这几个特点：一是都拥有较为丰富的关系资源等社会资本，这 是他们得以流动到这个所的关键所在。因为单位流动基本是“零和博弈”，一个人进来就意味着另 外一个人不能进来。二是单位流动具有系统内流动的特点，这个土地所职工有3名从别的所调动而 来，有2名是县土地局临时工转正。三是破产倒闭企业释放了不少人力资源，成为不少单位人员补 进的重要来源。四是“不落空”现象突出。县油厂、县棉纺厂、城关轧花厂、县五交化公司都是计 划经济时代不错的单位，但后来基本都破产倒闭。 对于单位流动的具体过程，甘红的丈夫说： ‚她的调动完全是我办的，当时我服务分管土地的副县长，他给土地局长打了招呼，同意接收。 我又找到常务副县长，他签了字并给人劳局、编办打了招呼，我就到人劳局办了手续。整个过程很 麻烦，涉及好几道环节。没有关系很难办，因为几个环节都要打通。当时一共进了4个人，两个局 长的亲戚，一个市领导的亲戚。‛（访谈，2009） 第四章 轨 迹 越飞越高的鸟 发现 池塘里自己的影子 越小越清晰 非马：《鸟·四季》 轨迹就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路径和职业发展模式。它包括政治路径的分布，发展模式的类型； 台阶、任期、交流等官场规则和实践；官场惯例和生态等等。干部的轨迹是政治体系运行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的反映。它一方面是个人的奋斗史，进步史，是在政治体系内的个 人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又被一定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和组织人事制度所规范。而在制度的固化演 变和人的政治生命冲动之间，衍生出了斑斓多彩的政治流动图谱和复杂多样的官场生态。在当代中 国的政治现实下，干部的轨迹主要指干部职务的变动和级别的变化。与之相应的则是干部权力的大 小，掌握资源的多少，以及相应的待遇差别等等。对于中县领导干部的轨迹来说，主要是研究他们 级别和职务的变化。 第一节 副科级 在中县，提拔为副科级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只有被提拔为副科级，才 算进入领导干部序列，才是政治意义上的“大小也是个领导”。同时也为以后的提拔奠定了起点和 基础。而从档案管理上来看，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 管理的干部。而大量的股级以下的干部，其档案则在人劳局。 级别和职务是两个有交叉但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一定的职务对应一定的级别，但有时 候会出现高配或者低配的现象，还有超编配备的现象。而在职务位置没有空出的时候，还会出现有 级别待遇而无职务的情况，比如一些单位的副主任科员享受副科级待遇，但却没有职务。 中县副科级职务在不同的系统和单位有不同的名称，下面把中县的单位分为党群部委办，县直 部门，公检法武工，事业单位，乡镇和垂直管理部门六大类，对其副科级职务名称进行考察，军队 出身的则是副营级对应地方的副科级。 党群部委办机构的副科级职务有：县委办和政府办的秘书、科长、办主任、事务局长、室主任、 机关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副主任科员、副科级干部等，纪委的室主任，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 的科长、副科级组织员、副科级宣传员、副部长①、副主任等，政法委的副书记、综治办、防范办 和维稳办的办副主任、主任等，群团组织的副职：共青团副书记、妇联副主席等。 县直部门的副科级职务有：纪检组长、党委委员、党组成员、工会主席、武装部长、纪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副主任科员和副科级干部等等。 公检法武工机构的副科级职务有：大队长、派出所长、科长、部主任、处主任等，副科长、副 局长、室主任、部主任、办主任等，庭长、副局长、部主任、办主任、室主任、派出法庭庭长等。 事业单位分为两类，正科级事业单位其副科级职务和县直部门类似，副科级事业单位其副科级 职务则是单位的正职，比如信息中心主任，人才交流中心主任，高中校长和党委书记，医院院长和 党委书记等等。 乡镇的副科级职务有：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纪委副书记、乡镇长助理、武装 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副书记、副乡级干部等等。 垂直管理部门的副科级职务和县直部门的副科级职务类似，一些垂直管理部门其实就是原来的 县直部门，只不过从块管理变为条管理了。 在中县，一般从后备干部中提拔副科级干部，资格是需要股级干部 2 年以上，且要经过县委党 校的中青班培训。一名干部从参加工作开始，一般从办事员和科员做起，然后成为单位中层，也就 是股级干部，然后被提拔为副科级。从中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简历来看，其副科级轨迹可以概 括为单一型和混合型。 单一型轨迹指的是在一个单位内成长为副科级干部。他们一般从单位的一般职务做起，经过中 层干部的历练，然后提拔为副科级干部。下面选择县直部门、乡镇和垂直管理部门干部案例各一， 分析其成长轨迹。 案例一：财政局长陈庆林。河南省会计学校毕业后，分到中县财政局做办事员，然后科长、行 财股长，再被提拔为财政局副局长，成为副科级干部。从 1982 年 8 月份参加工作，到 1990 年 6 月 份提拔为副局长，共 6 年 10 个月。 案例二：团结乡党委书记宋高禾。北山农校毕业后，分到中县李庄镇做团委干事，然后为团委 书记、政府秘书、宣传委员，再被提拔为副镇长，成为副科级干部。从 1987 年 8 月份参加工作， 到 1994 年 3 月提拔为副镇长，共 5 年 7 个月。 案例三：中县地税局副局长张鑫。河南大学毕业后，到封县税务局做办事员，然后为科员、副 科长、科长、副所长，再被提拔为税务所所长，成为副科级干部。从 1992 年 7 月参加工作，到 2002 年 5 月提拔为所长，共 9 年 10 个月。 混合型轨迹指的是在不同单位之间成长为副科级干部。混合型干部的成长经历了单位之间的流 动，其种类繁多，可以大致概括为：乡镇之间，县直部门之间①，从乡镇到县直，从县直到乡镇， 从事业单位到党政机关，垂直管理单位之间等等。下面也根据干部案例，分析其成长轨迹。 案例一：中县团县委书记程心夏。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中县六月镇党政办做办事员， 后为组织干事、政府秘书、党政办主任，再提拔为夏店乡副乡长，成为副科级干部。从 1998 年 8 月参加工作，到 2007 年 4 月提拔为副乡长，共 8 年 8 个月。在一个乡镇成长，然后异地提拔，到 另外一个乡做副科级领导干部，有利于干部工作的开展和权威的树立。我原来所在的西城乡一名乡 长助理，是在本乡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结果很多乡机关同志不把他当领导看待。后来提拔的一名 女副乡长吸取其教训，在提拔后向组织要求调到其他乡工作。 案例二：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毕业后，分到中县工商局西城乡工 商所工作，后到县委办，再到县纪委，任信访室干事、副主任，再被提拔为信访室主任，成为副科 级干部。从 1990 年 8 月份参加工作，到 1997 年 1 月提拔为室主任，共 6 年 5 个月。 案例三：县委副书记王王渝路。北山农校毕业后，分到北山地区黄县国防工业办公室做干事， 后为黄县团县委组织部长，再提拔为黄县南河店镇镇长助理，成为副科级干部。从 1981 年 12 月参 加工作，到 1988 年 3 月提拔为镇长助理，共 6 年 3 个月。 案例四：电业局局长郭猛。部队复员后到团结乡电管所做外线工，历任大水镇电管所会计，西 城乡电管所所长，团结乡电管所所长，城关电管所所长，电业局财务股股长，再被提拔为电业局副 局长，成为副科级干部。从 1982 年部队转业，到 1996 年提拔为副局长，共 14 年。 对于公检法武工、垂直管理部门以及军队出身的干部来说，由于行业壁垒坚固，基本都是系统 内成长，其单位流动也是系统内的单位流动，所以这些干部的成长轨迹别具一格，电业局长郭猛的 成长轨迹充分说明了这类干部成长的轨迹特点。 混合型轨迹还包括从乡镇到县直，再到乡镇；从县直到乡镇再到县直，但这些类型的干部相对 较少，不再举例。 一、副科级轨迹的数量考察 对于中县干部来说，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单位，都会造成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时各项指标的很大 差异，下面对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上领导干部的副科级轨迹进行统计分析：

从统计中可以，中县县领导接近六成是在参加工作 6—10 年内被提拔为副科级领导，而权力最 大的县委领导有一半是在参加工作 5 年内就被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县委书记林庆生甚至参加工作 2 年多就被提拔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远远地冲在了晋升锦标赛的最前面，成为中县领导干部中参加 工作后提拔最早的人之一③，也是现在中县最高的领导。这充分说明了越早被提拔为副科级，晋升空间也可能越大，进步也可能越快。说明中县官场存在“年轻”效应，即越年轻成为领导干部，优 势越大，晋升也可能越快。而从提拔为副科级领导时的平均工龄来看，县委领导小于政府领导，政 府领导小于人大领导，人大领导小于政协领导。而从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来看，则是县委领导大于政 府领导，政府领导大于人大领导①，人大领导大于政协领导，这说明，越早被提拔为副科级领导， 就越有可能成为重要领导。而从汇总来看，县领导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平均工龄为 8 年，也就是他 们平均参加工作 8 年后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从提拔为副科级领导的单位分布来看，接近一半的县领导是在乡镇出任副科级领导干部的，充 分说明了乡镇是干部成长的摇篮，也说明了我党从基层，从一线培养和提拔干部的组织路线和导向。 而从干部履历上来看，不少县领导是在县直部门参加工作，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然后在提拔为副 科级领导后出任乡镇领导，进行历练，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长链。 从县领导副科级轨迹类型来看，85%以上县领导轨迹是混合型，说明了多单位、多岗位历练对 于干部成长和晋升的重要性，很多县领导的成长其实是党组织刻意培养的结果，这就是国外学者称 之为的“庇护性”成长和“政党赞助式”流动培养（李博柏，魏昂德，2008：224—227）。干部的 混合型轨迹说明，单位流动有助于开阔干部视野，增进干部能力，使得干部能够累积更多的资源和 人脉，从而更有利于干部的成长和晋升。 下面对正科级一把手的副科级轨迹进行统计分析。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正科级一把手接近七成是在参加工作 6—15 年内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三成多是在参加工作 6—10 年内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比县领导相对比例减少一半。而从参加工作 5 年内被提拔的比例来看，正科级一把手和县领导基本持平，都是 16%，可以预期，这些冲在晋升 锦标赛前面的正科级一把手，不少是将来县领导的后备人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平均工龄小 于县直部门，说明乡镇领导作为一方诸侯，晋升更快，也体现了乡镇在县里的重要地位。垂直部门 一把手工龄最长，主要是由于他们很多不是正规学校毕业，需要把工人身份转变为干部身份①，才 能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而这无疑拉长了其成长链。而从统计汇总来看，正科级一把手提拔为副科级 干部的平均工龄为 10 年，这意味着他们参加工作 10 年后才会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比县领导的平 均 8 年多了 2 年，一方面再次证明县领导是晋升锦标赛的优胜者，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县成为一名 副科级干部，是多么的不易。 从提拔为副科级时的单位分布来看，乡镇比例最大，占 32%，再次验证乡镇是县乡干部的摇篮， 其次是党政机关，分别占 28%和 20%。党政机关和乡镇的比例相加，高达 80%，这说明中县的权力资 源主要分布在党政机关和乡镇。而事业单位和企业，分别只占 3%和 2%，说明这些单位权力资源相 对不大，初职在这些单位的人员必须流动到乡镇和党政机关，不然基本没有可能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从正科级一把手副科级轨迹类型来看，混合型依然为主流类型，比例高达 84%，和县领导的轨 迹类型比例接近，再次说明多单位、多岗位磨练是干部成长的金光大道。 二、隐形台阶利弊 在中县，围绕副科级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隐性台阶问题。所谓隐性台阶就是同一级别内的 不同职务设置，也就是通俗讲的级别不变，职务却老变，打圈转。其实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 各级副职都存在隐性台阶问题，而具体到中县，则在副科级和副处级上表现比较明显。隐性台阶的 产生主要和级别设置以及职务设置有关。对于中县干部结构的四层金字塔来说，根基是人员众多的 股级干部。作为第一层的副科级，必然要求放置相当多的板凳，才能让干部有位置可坐，同时，副 科级干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和具体工作的实施者，各个机构的职能多元化也要求多设置副科级职务 和岗位，不然就会出现活无人干的局面。下面从乡镇和县直两个方面考察副科级隐性台阶设置。 在中县，乡镇的副科级隐性台阶，根据职务所含权力和资源的大小，以及排名先后，从小到大 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副 书记，这是 8 级隐性台阶，这些职务都是副科级。而根据加强纪委工作的政策，2009 年乡镇又增加 了纪委副书记这一副科级职务，等于是 9 级隐性台阶。但是这些台阶在各个乡镇设置并不统一，一 些乡镇可能多一些，一些乡镇可能少一些。但是人大副主席、党委委员、副乡镇长和副书记则是各 个乡镇都有的隐性台阶。乡镇副科级还有一个设置，就是副乡级干部，等于是退居二线，但仍是副 科级。 县直部门的副科级隐性台阶，根据权力和排名先后，从小到大依次为：副主任科员、工会主席、 纪检组长或纪委书记、党委委员或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是 6 级隐性台阶，这些职务也 都是副科级。这些台阶在各个局也不统一，会根据情况增减。县直局也有副科级干部这个设置，等 于是退居二线，但仍是副科级。 对于隐性台阶的设置，需要辩证看待，从其合理性方面来看，各个隐性台阶的职能不同，素质 要求也不同，这对干部来说是一种历练，有利于干部的多岗位锻炼，能增进干部的全面工作能力。 同时隐性台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因为每进一个台阶对于干部来说都是一种提拔，这样在级别激励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多设职务，以职务变化达到激励的目的。很多干部讲，隐性台阶就 是晋升线上的苹果，一次咬一口，不断引领干部前进。如果职务设置太少，显然无法达到激励目的。 隐性台阶还是一种淘汰机制，通过隐性台阶的大浪淘沙，会把一些不适合在仕途上发展的干部淘汰 掉。 隐性台阶的弊端是导致一些优秀干部无法脱颖而出，在隐性台阶中耗尽政治生命。根据对正科 级一把手副科级轨迹的统计分析，他们需要 10 年才会提拔为副科级，这样，一个 22 岁的大学毕业 生，到 32 岁左右会被提拔为副科级。如果分在乡镇，根据惯例，一般一个隐性台阶需要 3 年左右， 8 个隐性台阶走完，需要 24 年，也就是到 56 岁才会被提拔为副书记。而中县副科级的一刀切年龄 是 52 岁，也就是隐性台阶还没有走完，仕途就要结束，政治生命就已经耗尽。隐性台阶再加上一 些时期几年不动干部，都会大大影响干部的成长①。 对于县乡干部的激励问题，可以在三个方向展开：增加级别，抬高金字塔，这是显性台阶的激 励；增加台阶，拉长板凳，这是隐形台阶的激励；增加工资，拉大级别和职务工资差，这是报酬激 励。从实践来看，增加级别和拉大工资差别还有很多空间可做。 为了规避隐性台阶对优秀干部的影响，组织部门现在的做法是实行“选调生”制度，“小步快 跑”②方式以及公开选拔方式。从中县的实践来看，选调生和公开选拔容易被接受，小步快跑则容 易引起议论。这次提拔正科级干部时，一位已经“转非”③的局长的孩子从副乡镇长提拔为人大主 席，就引起很大议论④，而他只不过跳过了副书记这一隐性台阶，所以，隐性台阶一旦固化，就会 形成惯例，而打破惯例就会被认为不正常。隐性台阶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晋升规则。这次调整干部 中，一位乡人大主席被任命为政协的一个委的主任，他很不满意，就去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 你人大主席前干什么？他说干武装部长，县委书记说，你当时是不是破格提拔？这次还想破格提 拔？好处都让你占尽？结果，这位人大主席一言不发走了。这不仅说明隐性台阶已经成为干部的共 识，还说明县委书记对干部的政治台阶达到了怎样的熟悉程度！ 公开选拔是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重要方式，是未来干部选拔的重要方向之一。下面以 2008 年年底中县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和副科级青年干部为例，评估这一方式的利弊。 2008 年 12 月 26 日，中县发出了《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副科级青年干部》的一号公告，选拔 团县委书记 1 名，副科级青年干部 5 名。 报考团县委书记的资格为：任副科级职务一年以上，中共正式党员，年龄在 30 周岁（含 30 周 岁）以下（1978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大专以上学历，近二年年度考核等次在称职以上，身体健 康。 报考副科级青年干部的资格为：参加工作 2 年以上（2007 年元月 1 日以前参加工作），年龄在 28 周岁（含 28 周岁）以下(1980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大专以上学历，干部身份，近二年年度考 核等次在称职以上，身体健康。 其后经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考察、全委会票决、研究决定、公示、公布结果等程 序，连续发布 6 次公告，每个程序的结果都公开发布，结果统计如下：

从公选的年龄要求来看，这 7 名干部都是 30 岁或 28 岁以下，公选的结果是他们成为正科级或 者副科级干部，这样就把同龄群远远甩在后面，成为中县政坛的新星。并且明显的是，公选避免了 隐性台阶的政治消耗，为干部脱颖而出提供了一个平台。 但是从结果来看，7 名干部除了 1 名表面上没有较强的政治资源和关系资源外②，其它 6 名都有 不少政治资源，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应该说，公选制度是公正的，程序也是公开的和透明的，但为 何出现了“制度失灵”？ 一些干部说，干部子弟在起点上就有优势，可以进入公选的范围。而且从程序来看，除了笔试 能够做到公正外③，其它环节都可以有人为因素，都有可操作的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教育 和熏陶，从素质和能力上来看，一些干部子弟的能力和素质确实相对较强。 一位县主要领导说，干部阶层中存在利益集团，有其共同的利益和意识，这些人参加投票，一 定对干部子弟有利，这是产生“官二代”的一个土壤，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谁参加投票。而我在中县 接近二年的时间内，不断感受到“制度失灵”和“制度异化”的现象存在，一些制度和政策出发点 很好，但一付诸实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弊端，有些甚至完全走向政策的反面，这也就是所谓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在出台政策时，一定要做客观中立的调查研究，要进行试点，要从 各种负面的角度对政策进行破坏性试验，这样，才可能推出善政。 中县副科级干部有 680 名，正科级干部有 280 人，这意味着有 2/3 的副科级干部终其一生，都 是副科级干部。也就是他们的仕途会遭遇“天花板效应”，到了某个级别和位置，就嘎然而止。下 面选择从副科级职位退出的，学校毕业、军转干部和吸收录用的干部案例各一，分析其轨迹。 案例一：广电局副局长盛百重。1953 年出生，1977 年北山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中县大水乡乡 中任教，1982 年任白阁乡人武部干事，1985 年任武装部长，1987 年任华生镇党委副书记，1991 年 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1995 年任广电局副局长，2009 年 56 岁时转为非领导职务，政治生涯结束。 从 1985 年提拔为武装部长，为副科级，到 2009 年，一共在副科级职务上 24 年。 案例二：环保局纪检组长李华贵。1955 年出生。1974 年入伍，历任战士、文书、排长、连职 干事，1989 年后为宣传股长、组织股长，副营级。1994 年转业回中县城关镇武装部任干事，1996 年后任航运局武装部长、纪委书记，1999 年在武装部长位置上提拔为副科级，2005 年任环保局纪 检组长，2009 年 54 岁时转为非领导职务，政治生命结束。其副科级，从 1989 年的副营级算起，是 20 年，从 1999 年的地方副科级算起，是 10 年。 案例三：林业局副局长王备相。1956 年出生，1976 年在中县棉麻公司六月镇花厂参加工作， 1988 年后为棉办职工、秘书，1994 年聘干，1988 年提拔为棉办副主任，副科级，2005 年任林业局 副局长、党总支委员，2009 年 53 岁时转为非领导职务，政治生命结束。其副科级，一共 11 年。 从以上这些案例来看，一般是从乡镇干起，然后回到县城。按中县惯例，副科级 52 岁时一刀 切，但由于 2003 年以来一直没有调整干部，所以他们都多干了一些时间。从轨迹上看，他们都有 长短不一的副科级经历，并在副科级职务上遭遇“天花板效应”，仕途都终止在副科级上。 第二节 正科级 正科级是很多中县干部的梦想和追求，很多干部说，县里的正科级，其在县里的位置和难度就 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对于很多中县干部来说，终其一生的政治奋斗，也就 是期望能晋升到正科级，或者能从正科级位置上退休。 中县的正科级职位明显比副科级职位少的多，这也是中国干部体制的共同特点，就是副职多， 正职少，呈现越向上越狭窄的金字塔形状。中县的正科级职位分布有： 乡镇：人大主席、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乡镇还有乡镇长级或镇长级干部这一设置，等于是 退居二线，但仍是正科级。 县直部门、垂直部门和正科级事业单位：局长、主任、党委书记①、站长、理事长、处长和校 长，还有退居二线的正科级干部。 党群部委办：主任、副主任、副部长、副书记、局长、书记和主席。纪委的常委和副书记，人 大和政协机关的委主任和办公室主任，退居二线的正科级干部。 公检法：副局长、副检察长、副院长，纪委书记、党委委员、副书记，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 纪检组长，执行局局长和党组成员。 一、正科级轨迹 下面对中县县领导从副科级到正科级的轨迹进行统计分析：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九成以上的县领导在成为副科级干部后 5 年内晋升为正科级，平均晋升时 间间隔是 2.7 年，并且很多县领导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跨过了不少隐性台阶。而从具体时差来看， 政协和政府领导最短，其次是人大和县委领导，公检法武工系统领导最长，这和公检法武工系统行 业壁垒坚固，干部流动慢有关。从晋升为正科级时的单位分布来看，接近一半分布在乡镇，说明乡 镇作为县里的一级政府，权力资源丰富，是县领导的摇篮。从轨迹类型来看，单一性和混合性平分 秋色，说明单位副职晋升为正职，以及异地提拔和单位流动提拔都占了相当比重，是正科级轨迹的 两种主要类型。 下面对中县正科级一把手的正科级轨迹进行统计分析：

从统计可以看出，接近一半的正科级一把手在成为副科级干部后 5 年内晋升为正科级，85%以上 的是在 10 年内晋升为正科级。平均晋升时间间隔是 6.4 年，比县领导多了 3.7 年，说明县领导是 晋升锦标赛的领跑者。从具体的时间差来看，乡镇党委书记晋升间隔最短，说明乡镇党委书记在县 里作为一方大员和地方诸侯，是正科级一把手中的精英群体，也是晋升锦标赛的领跑者。县直部门 和垂直部门一把手时间间隔相同，说明了这些机构晋升竞赛具有同构型。而乡镇长时间间隔最长， 令人费解，因为乡镇长是乡镇党委书记的预备人选，理应和乡镇党委书记相差不太大。主要是因为 有几个年龄大的乡镇长，拉长了时间间隔。可能乡镇长作为具体事务的实施者，需要选择一些经验 丰富，年龄大的同志，但他们基本都没有成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可能性①。从晋升为正科级时的单位 分布来看，乡镇仍然是第一位，占 34%，其次是党政机关，说明这三个机构是政治资源的主要拥有 者，也说明乡镇是正科级一把手的摇篮。从轨迹类型来看，混合型接近 7 成，说明单位之间的历练 和交流提拔仍然是干部晋升的主要路径，三成多是单一型，说明单位副职提拔为正职也占了一定比 重。 二、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正科级轨迹 为了更清楚全面地分析正科级轨迹，下面对现任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以及县直局长做横贯 分析，同时选择一些乡镇和县直局做 1978 年以来的纵贯分析，以期发现一些基本的晋升路径和模 式。

从 15 名乡镇长的轨迹，可以发现乡镇长有两大模式，一是从下往上晋升，有 5 名乡镇长从本 乡或外乡镇党委副书记上提拔，如果加上 2 名从人大主席职务上转任的，2 名从科协主席和土地局 副局长转任的就是 9 名。这说明乡镇党委副书记是乡镇长的预备职务，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晋升 路径。二是从上往下派，从党群部委办和县直下到乡镇里出任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出任乡镇长也已 经形成了很清晰的模式，有 2 名是这个模式。县委、县政府年轻的副主任或者局长以及组织部干部 科科长，下去出任乡镇长，也是很清晰的模式，有 4 名是这个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土地局副局长和科协主席出任街道办主任和乡镇长的情况？这是 很不符合惯例的。据新华街道办事处主任房养正说，他从党委副书记出任土地局副局长，是因为提 拔乡镇长无望，而且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就要从副局长位置上退休，仕途已经到头了。但是土地局 的垂直管理，给了他新的机会。土地局垂直管理后，老局长退休，市土地局通过推荐考察，决定他 出任土地局长，但是，土地局在县里是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位置，事关全县的发展，但县委对他出任土地局长不放心。县委和市土地局博弈的结果就是，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回来出任土地局长，而县 里提供一个街道办主任的位置给他。 大门镇镇长王播的父亲是原政协主席，王播在科协主席的位置上只有 9 个月，转任科协主席是 因为前任科协主席到人大，空出一个正科位置，王播出任后再转任乡镇长，就是平级调动，比从党 委副书记提拔要容易的多，因为不用考核了①。 1978 年以来，中县官场形成了很多惯例和模式，不遵循惯例和模式，就必然有非常之因素。 下面对乡镇长轨迹进行纵贯考察，以 1978 年以来六月镇的镇长轨迹为例：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1978 年以来，六月镇镇长有四个来源：一是副乡镇长晋升，有 5 名是这种 路径。二是副书记晋升，有 4 名是这种路径。三是两办干部下派，2 名是这种路径。四是乡镇长或 者经联社主任转任，1 名是这种路径。这其中，内部晋升的有 4 名，约占 1/3，8 名是外部调入，说 明了异地提拔模式和交流制度的逐步规范。

从统计来看，乡镇党委书记基本两个路径：一是从本乡或外乡乡镇长位置上晋升，这是主要模 式，有 12 名是这个模式。二是从大部委办或县直的局长、主任下派，这是次要模式，有 3 名是这 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的 3 人都有一些不寻常因素存在。 乡镇党委书记作为县里的一方大员和地方诸侯，地位极为重要，因为关乎几万人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而且直接面对群众，需要处理很多棘手问题。所以对党委书记的要求较高，既需要有丰富的 乡镇工作经验，又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还要有相当的领导艺术。因此乡镇党委书记的人选，县委 很重视也很慎重，需要县委书记的认可和信得过。 大门镇党委书记房龄道有乡镇工作经验，任过几年政府办主任，服务过现任县委书记（其由县 长晋升），加上年轻，因此下派为党委书记。新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房华穆，工作经历主要在 组织人事部门，担当了组织配备新华街道办班子的任务（新华街道办 2008 年组建）。同时，其为干 部子弟，父亲曾任过副县长，岳父曾为县直局长，这也起了不少作用。北方镇党委书记徐幕声是很 不好理解的①，不符合惯例②。年轻和政府办经历是个因素，组建规划局成绩不小。但同时也是服务 县委书记多年，了解和信得过，同时和当时的常务副县长有亲戚关系，岳母一家和某任县委书记过 从甚密，这些作用的混合发酵，使其得以出任党委书记。 下面对乡镇党委书记轨迹进行纵贯考察，以 1978 年以来六月镇的党委书记轨迹为例：

1978 年以来，六月镇党委书记有四个来源：一是乡镇长晋升，是主要类型，有 5 名是这种类型。 二是乡镇副职晋升，2 名是这种类型，属于破格提拔。三是书记转任，1 名是这种类型，四是党群 部门下派，1 名是这种类型。最后这个类型也说明组织部干部科长是多么关键的一个岗位。但这样 破格提拔带来的结果就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台阶磨练，加上人事矛盾，后来其被任命为医药局局长， 他赌气接近 1 年不上任，干部们也都认为其在乡镇党委书记位置上没有干成。 三、县直一把手正科级轨迹 83 名党群部委办和县直正科级一把手的轨迹比较复杂，下面进行类型划分和统计：

18 名由其它局局长转任而来的局长、主任中，6 名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位置上出任，5 名是从部 委办副职出任，5 名是从县直部门副职晋升为正职，2 名从乡镇长位置上转任，1 名从乡镇副职上晋 升。 部委办副职出任一把手有下面几种情况：一是县委办和政府办副主任出任，比如农业局、建设 局长、林业局长是政府办副主任出任，计生委主任和残联理事长是县委办副主任出任。二是党委部 门副职出任，比如文化局长、民宗局长是纪委常委出任，环保局长是政法委副书记出任，水利局长 和政府办主任是宣传部副部长出任，教体局长是组织部副部长出任。三是熬成常务副职，被当作一 把手看待。这些副职都是资格老，任职时间长，成为副职中排名第一的常务。公检法，工会，县委 办，纪委，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都是这种情况。这种类型的有 35 名，说明中县权 力资源很多都分布在大部委办。 副职晋升正职路径有 15 名，有两种类型：一是本单位副职晋升为正职，比如卫生局、物价局、 畜牧局和统计局，这些局专业性强，需要懂业务的出任一把手。或者一些问题很多的小局，比如商 贸中心，物资中心，外贸中心等。二是外单位副职出任正职，比如农办主任由民政局副局长出任， 防空办主任由环保局副局长出任，文明办主任由人劳局副局长出任。都是中等局的副职出任小局的 局长。 中县大局、中局和小局形成了严格的间隔，其一把手一般在性质相同的局之间流动，小局局长 出任中局的局长，很难，而且被认为是提拔；出任大局局长，基本没有可能，存在顽固的流动障碍 问题。这一点和乡镇党委书记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先出任差一点的乡镇，然后 再往好的乡镇书记位置上流动，不存在大的流动障碍。这大概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经过了严格的筛 选，被认为能力和素质较强，而局长之间的能力和素质差别却很大。 乡镇党委书记转任有 2 名，加上 18 名局长转任中的 6 名，一共有 8 名。这也是很清晰的一条 路径，党委书记如果晋升县领导无望，一般出任大局局长，如果出任中小局局长，就会被认为犯了 错误，或者工作不力，等于是降格使用。现在河南省北山市为了鼓励乡镇党委书记安于工作，解决以前的任期过短，流动过快的问题。规定乡镇长、书记位置上任够 10 年（书记位置上要任够 5 年）， 可以享受副县级待遇，这实际上是一种级别激励，其结果是党委书记都不愿回县城，除非提拔，都 在熬副县级，这样无疑拉长了乡镇长的任职时间，影响了优秀干部的脱颖而出，同时也增加了干好 干坏一个样的思想。所以很多政策都是除一弊，生一弊，关键是利弊权衡了①。 乡镇长、人大主席如果晋升党委书记无望，一般出任中局或者小局的局长，这个路径有 8 名， 他们很难出任大局局长。 乡镇副职晋升有 5 名，一般是乡镇党委副书记晋升乡镇长无望，而出任小局局长。乡镇党委副 书记一般惯例是出任县直副职，所以出任正职的一般都是政治资源较多或者工作表现较好的。团县 委书记从优秀年轻的副乡镇长中选拔，也是一个清晰的路径。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县直一把手的轨迹，下面对 1978 年以来中县教育局长轨迹进行纵贯分析：

从统计来看，1978 年以来，中县教育局共有 10 位局长，4 位是乡镇党委书记转任②，3 位是部 委办副职出任，2 位是学校领导晋升，1 位是其它局长转任。10 位局长中，教育系统内部晋升的仅 有 2 位。而且从 1995 年以来，基本由乡镇党委书记出任，已经形成了很明确的路径。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教育局长没有一位是从教育局副局长位置上提拔的，中县很多局都出 现这种路径模式，即副职很少晋升为正职，为什么？ 这是因为部委办副职和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挤占了县直部门副职的晋升空间，部委办副职工 作在领导身边，同时大多已经提拔为正科级，出任县直一把手顺理成章。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是 县委领导特别是县委书记知根知底的人，同时乡镇工作辛苦，回到县直任一把手也是水到渠成。两 者相互挤压，就导致了县直副职晋升正职的空间非常狭窄。从知人善任的角度看，县直副职很难进 入县委领导特别是县委书记的视野，县直副职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也无法和乡镇一把手以及部委 办副职相比。同时，县直副职除了部分本单位成长起来的之外，不少是乡镇副职提拔无望回到县直 部门，等于已经经过了晋升筛选，这些因素的综合发力，使得县直副职很少被提拔为正职，特别是 大局的正职。刚从建设局局长转任信访局局长的刘石田说： ‚这次调整，县委征求我对建设局长的人选意见，我推荐的是两个人，一是副局长焦化楼，一 是政府办副主任陈迪仁。从工作角度上讲，焦化楼接任局长更有利于工作的衔接和延续，因为一直 在做。但陈迪仁也是合适人选，他服务分管建设的副县长，对这一块工作也熟悉。更重要的是，县 里形成了部委办副职出任局长的惯例，等于是潜规则，不好打破，所以最后还是陈迪仁任局长，焦 化楼则到政府办任副主任，但他几年后可以再回去。‛（刘石田访谈，2009） 这种惯例实际上是党务部门挤压了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晋升空间，这同时也说明党务部门是 权力资源的集大成者，是干部资源的高地，也是执政党地位的一种体现。党管干部和党务部门向其 它部门输送干部是一脉相承的。 而惯例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径期望和路径依赖，如果转轨，不遵循惯例，就会被认为不按规 则出牌，会被认为破坏游戏规则，会引来议论甚至告状，就有可能出事甚至翻船，这是惯例累积和 自增强的一种机制。 四、垂直部门一把手正科级轨迹 而如果没有部委办副职和乡镇一把手的挤压，会是什么结果？下面是没有挤压效应的垂直部门 的一把手轨迹：

垂直部门一把手轨迹有三种类型：一是副职晋升正职，这有 2 种情况，在本单位提拔或者交流 到外县提拔，12 名中有 9 名是这个路径。如果现任土地局长不是县委和市土地局的博弈和交换，也 是这个模式，等于是 10 名，所以是主流模式。因此，如果没有外部挤压，副职晋升正职应是主流 晋升路径。二是市局正科级干部下派，但很多市局干部不愿下来，所以个案不多。其三是其它县局 长转任。 因此，垂直部门由于部门壁垒坚固，一把手轨迹基本为系统内晋升或者下派，和复杂的地方干 部轨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其竞争小，机会多，成长路径也更顺畅。 中县正科级干部有 280 人，副处级干部有 40 人，这意味着 6/7 的正科级干部终其一生，都是 正科级。下面选择从正科级职位上退出的，学校毕业、军转干部和吸收录用干部案例各一，分析其 轨迹： 案例一：卫生局局长陈棠之。1953 年出生，1978 年开封卫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 年调回 中县医药检查所工作，1982 年任卫生防疫站站长，1984 年任卫生局副局长，1997 年兼任县人民医 院院长，成为正科级干部，1999 年任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2009 年 8 月年龄一刀切转任非领导 职务，政治生命结束。从 1997 年晋升为正科级干部，到 2009 年一刀切，共 12 年。 案例二：发改委主任秦汉章。1952 年出生，1968 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干事。1978 年转 业到中县广播站，1980 年到县委组织部，1981 年任庞庄乡副书记，1983 年任乡长，1985 年任党委 书记，1989 年任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1992 年任计生委主任、党总支书记，1996 年任供销社 主任、党委书记，2002 年任发改委主任、党总支书记。2009 年 8 月年龄一刀切转为非领导职务， 政治生命结束。从 1983 年晋升为乡镇长，为正科级干部，到 2009 年一刀切，共 26 年。 案例三：法院常务副院长王体明。1953 年出生，1971 年中县油厂工人，1974 年棉办职工，1976 年棉麻公司职工，1981 年检察院检察员，1982 年录干，1984 年，晋升为副检察长，1988 年晋升为 正科级干部，1994 年转任法院副院长，2006 年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2009 年 8 月年龄一刀切， 转任非领导职务。从 1988 年成为正科级干部，到 2009 年转非，共 21 年。 从他们的轨迹可以看出，乡镇干部一般在年龄大时都会寻求调回县城，而县直不少干部一生都 在县城，不愿下到乡镇，这也是乡镇出干部的原因之一，存在一个用人导向问题。这三个案例都有 长短不一的正科级经历，并在这个级别上遭遇“天花板效应”，政治生命也终止于正科级。 第三节 副处级 副处级①是中县干部四层金字塔结构的第三层。提拔为副处级，不仅需要能力和政绩突出，领 导艺术纯熟，还要有雄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关系人脉。提拔为副处级的领导，是中县政治 精英中的精英，一般与省市领导都有条线相牵，需要在省市领导中拥有人脉和资源。而晋升为副处 级，就跨入了县领导序列。 中县副处级职务分布具体情况是： 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县委办主任，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和统战部长。除了 副书记之外， 其它就是俗称的“县委常委”。 人大：副主任，人大副县级干部。 县政府：常务副县长②，副县长，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级干部。 政协：副主席，政协副县级干部。 公检法武工：局长、政委，检察长，院长，部长、政委③，主席。 以上这些领导干部在中县统称“县领导”，并有专门的县领导通讯簿①。 一、副处级轨迹 下面对县领导的副处级轨迹进行统计分析：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成为正科级领导干部后，有近四成的县领导在 5 年内晋升为副处级干部， 七成多的县领导在 10 年晋升为副处，九成多的县领导 15 年内晋升为副处级。他们的平均时间间隔 为 7.3 年。从具体时间间隔来看，公检法武工系统由于系统壁垒坚固，竞争小，平均时间间隔最短。 其次是县委领导，说明他们是晋升锦标赛的领跑者，再次是政府领导，最后是人大和政协领导，等 于是到二线岗位。从单位分布来看，四成是在政府系统，二成半在公检法武工系统，二成半在人大 政协，只有不到一成在党委系统。县委县政府 14 名领导中，11 名晋升副处级在政府系统，加上 1 名乡镇党委书记副处级 1 年后也晋升为副县长，等于 12 名在政府系统，比例高达 86%。这意味着党 委系统特别是县委对领导有更严格的标准，县领导一般先在政府历练后才能晋升为县委领导，这实 际上是了中国政治体制中干部晋升的一个基本模式，即政—党螺旋晋升模式，也就从先在政府历练， 然后晋升到党委系统，从而呈现螺旋晋升的形态，下一节会全面考察这一模式。 乡镇也有副处级领导，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和北山市出台政策，拉长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 任职时间有关。目的是使得他们不急功近利，减少假政绩的发生。中县现有 5 名副处级党委书记。 副处级乡镇党委书记和副厅级县委书记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级别激励，即拉长级别，增加金字塔 的高度。这种激励开辟了一个新的激励领域，隐形级别台阶和隐形职务台阶的混合得当运用，对于 升迁路上的官员来说，无疑能起到合理分布的作用。但这也会对整个干部体系造成冲击，冲击波往 上冲，会出现不少副省级市委书记和副国级省委书记③，这对于只执掌一市一省的党委书记来说，有点不伦不类①，而且，级别只有个别实施，才会有激励作用。统统提高一个级别，达不到激励目 的，激励的根本还在于差别。 从轨迹类型来看，八成半的领导干部是混合型，这是因为副处级开始执行比较严格的交流回避 制，很多副处级干部都是跨单位交流提拔或者异地提拔。单一类型主要指从市里下派的干部以及职 务升格的干部，比如工会主席，原来是正科级，后来升格为副处级。 下面按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公检法武工的系统，对 1999 年以来近 10 年的中县县领导副 处级轨迹进行纵贯考察。 1999 年以来，中县县委领导共有 29 名 ②，其副处级轨迹统计如下：

县委领导副处级轨迹主要是三种类型：一是县政府副职或者乡镇党委书记晋升，接近一半的县 委领导是这个路径，有 14 名。这个路径再次验证了政—党螺旋晋升模式。二是县委隐形台阶晋升， 从轨迹来看，县委领导的隐形台阶排名从小到大为：群工部长③—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 记—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很多县领导的政治生命就消耗在这些隐形台 阶中，然后调回市直局任职，然后退居二线。三是市党群部委办、市直部门或者公检法部门副处级 干部下派。和县里路径相似，这种路径主要是市委办、市政府办、党群部门等干部下派，这种模式 会挤压县里干部的晋升空间，但却是培养和锻炼干部的重要路径。 不同县之间同职位交流不多见，因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般几年后会前进一个台阶。县直一 把手提拔这个类型在中县也很少见，为什么县直一把手很少提拔为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面还要详 细考察这个问题。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当时统战部长还不是常委，而且这个领导 80 年代 做过副县长，后来因为出问题被降职，等于是东山再起。人大副主任出任县委领导，也很少见，这 个领导做政府办主任时，和县长也就是后来的县委书记不合，仕途晋升上遭到排挤，出任人大副主 任才 44 岁，市委抓组织的副书记认为这样安排不妥当①，在市委的干预协调下，得以出任县委办主 任。但现在北山市，有一些县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会安排一些干部到人大、政协任副职，有位置 时再转任，这使得二线岗位成为副处级仕途的中转站，可谓是挖掘副处级职务的新尝试。这说明， 惯例在开始时往往是创新和反常之举，一旦个案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惯例，而惯例一旦形成， 打破惯例反而被认为反常了。 1999 年以来，中县县政府副职共有 20 名，包括常务副县长、副县长和县长助理，其副处级轨 迹如下：

县政府副职轨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县委、县政府隐形台阶晋升，县政府隐形台阶从小到大 排名为：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其中常务副县长由于是常委，其在县委的排 名是在县委副书记的后面，而在纪委书记的前面。副县长的排名一般根据资历，其权力大小，则依 据分工②，主抓工业的权力大一些，其次是土地城建，再次是文教卫生，分管农业的权力小一些， 不分工则没权。二是乡镇党委书记晋升，这是主要路径，5 名通过隐形台阶晋升的有 3 名也是乡镇党委书记直接晋升，这样，20 名副职中就有 10 名是这种路径，加上一名也有乡镇党委书记经历①， 共 11 名。这再次验证了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即党务干部经过晋升锦标赛的筛选后，进入上一级 的政府部门，然后再从政府部门晋升到党委部门，再进入上一级的政府部门，周而复始，螺旋上升， 从而呈现螺旋晋升的路径模式。三是市党群部委办下派，这是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也是县政府领 导的一个重要来源。 公检法和县直一把手晋升，比较少见，特别是县直一把手，更是特殊。县直副职晋升，一般是 非党。隔级晋升，这是非党干部晋升的一个特点。同职位交流的也是非党，因为无法进入县委，不 提拔的话，只能同级转任。 1999 年以来，中县人大副职共有 9 名，职务都是人大副主任，其副处级轨迹如下：

人大副主任轨迹有四种类型：一是县直一把手晋升，主要是政府办主任或者大局的局长，特别 是财政局长、教育局长等。二是县领导副职转任，比如副县长、政协副主席等，也是隐形台阶晋升。 三是学校、企业和医院领导晋升，基本是非党干部。四是乡镇党委书记晋升，加上 2 名县直一把手 和部委办副职也是乡镇党委书记回城，等于是 3 名是这种模式。 1999 年以来，中县政协副职共有 9 名，职务是政协副主席和政协副县级干部，其轨迹如下：

政协副职有四种轨迹：一是副县长和统战部长转任，这种路径中，副县长或者犯了错误，或者 能力不够，等于是降格使用。统战部长转任或者兼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当时统战部长还不 是常委，只是正科，现在升格为常委后，不再有这种路径。二是乡镇党委书记晋升，这说明乡镇党 委书记不仅是县委县政府的后备人选，也是人大政协领导的后备人选。三是政府办主任和县直一把 手晋升，有 2 任政府办主任都是这种路径。四是政协常委晋升，是非党干部，个案不多。 1999 年以来，中县公检法武工系统领导共有 19 名，其副处级轨迹如下:

公检法武工领导轨迹主要有四种：一是副职晋升正职，这是和垂直部门相类似的轨迹，是很重 要的一种路径。二是军分区或部队下派，这是武装部领导的轨迹。三是市院（局）下派，主要是法 院系统，公安局和检察院个案不多。四是同职位或同级别交流，在这 4 名中，2 名是副职晋升正职， 1 名是乡镇党委书记晋升，1 名是部队下派。 从县领导的副处级轨迹上看，特别是从中县近 10 年的实际来看，县委县政府领导不少是从乡 镇党委书记产生，没有 1 名是从县直一把手产生①，为什么？ 这取决于职位的特点，职位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以及职位在全县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还反映 了中县的政治变迁和地方政治文化，同时也有组织部门的用人导向问题。 很多干部说，1980 年代，县直一把手中还出过县委县政府领导，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95 年以 来，则基本不再产生。这是因为 80 年代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很多分布在县直，比如商业局 财政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地位在全县非常重要，而不少乡镇财力无法与之相比。同时当时晋升还 不需要消耗很多经济资源。但是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崛起，现在中 县每个乡镇财政都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县直部门的财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是经济实力格局 的大异位。同时现在采用的民主推荐制度，使得晋升需要消耗相当的经济资源，县直一把手根本拼 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这是乡镇党委书记出县委县政府领导的经济因素。 从政治因素来看，乡镇党委书记是县里的一方大员和地方诸侯，决定着几万人的稳定和发展问 题，因此，在全县的位置举足轻重，县里往往把政绩好，能力强，经验丰富，阅历全面的干部放在 党委书记的位置上，在选人时非常严肃和慎重。同时，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是全面工作，“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直接面对群众，乡镇党委书记需要处理很多麻烦和棘手问题，这样就使得其 视野开阔，方法多样，能力全面，这些，是只负责一个专门领域的县直一把手无法比的。也就是， 县直部门往往是线上的工作，比较专门单一，其在全县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没有乡镇重要，其一把手 的权力和资源，也比不上乡镇党委书记。 同时，在中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就是乡镇党委书记升迁县委县府领导无 望，才回县城出任县直一把手①，等于已经过了晋升锦标赛的筛选，其年龄也往往偏大，这样也就 不大可能再从这个群体中产生县委县政府领导。 这个惯例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生命力。一些县长在组织班子时，往往向组织部门要求选配 具有乡镇党委书记经历的干部②，从而不断强化这一惯例。反例则不多见，前几年，中县一个出身 于政治大家族的大局局长，积极运作晋升为县政府领导，但过程很不顺畅，加上一次电梯事故受伤， 心灰意冷，遂停止了运作。2000 年，中县县政府要配备 1 名少数民族副县长，教育局长作为人选已 经公示，却在公示期间遭到密集的告状③，使得这一有可能打破惯例的特殊案例也流产失败。 惯例的形成也和一个地方的实际和政治文化有关，一些县的大局局长，比如财政局长、交通局 长、计生委主任等等也会出县领导。比如临近的封市，有 28 个乡镇，竞争激烈，这样，一些大局 局长往往被提拔为县委县政府领导，比如，一名中县的副县长就是封市的经贸委主任提拔而来。而 原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是产生副处级领导的一个职位，中县的一名组织部长就是原县的副部长提拔而 来，但是，这些领导大多也都有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只不过又增加了县直部门的任职经历，而中 县则是直接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副处级领导干部。这些和古代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官员 资历要求，精神一脉相通。同时，从组织上用人导向上来看，具有县直和乡镇双重经历的无疑在晋 升时更有优势。 中县副处级干部的仕途发展呈现很大的不同，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及公检法武系统领导，是一 线岗位，他们的仕途还在发展期，去向一般是县里的（副）处级或者市直的（副）处级。而人大、 政协的领导，是二线岗位，一般是退休，政治生命停止在副处级。下面选择已经退休的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案例各一，分析其轨迹。 案例一：人大副主任叶道基。1943 年出生，中县大水乡人，1964 年加入中共。中县一高毕业， 1963 年参军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文书。1968 年在白阁公社工作，1969 年在县电影管理站工作， 1970 年，任南方公社武装部干事，1975 年后，历任华生公社武装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委员、副 书记。1983 年，任西城乡经联社主任，1984 年，任西游镇党委书记，1990 年 2 月，任宣传部副部 长，1990 年 4 月，任县人大副主任。2003 年退休。从 1990 年人大副主任，副处级，到 2002 年退 休，共 12 年。 案例二：政协副主席杨和平。1946 年出生，中县西城乡人，1982 年加入中共。1964 年，县水 利局工作员，1965 年，西城公社南原学校任教。1975 年—1983 年，西城公社武装部干事、副部长， 1983 年—1989 年，南方镇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1989 年—1990 年，政府办副主任，1990—1993 年，农牧局局长，1993 年—1997 年，政府办主任，1997 年，县政协副主席，2006 年退休。从 1997 年任政协副主席，到 2006 年退休，共 9 年。 从他们的轨迹可以看出，人大政协副职基本都是中县人，他们是地方利益的代表，也是地方利 益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也可以看出，一直到 90 年代初，乡镇党委书记回城安排的还不好，都是 先出任部委办副职。安排的好一些是 1995 年以来的事情了。同时他们都有长短不一的副处级经历， 但政治生命都停止于副处级。 第四节 正处级 处级①是中县干部四层金字塔的塔顶，成长为处级干部，不仅需要有高超的能力和素质，全面 的工作阅历和经验，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还要有强大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关系人脉。中县现 有干部 11000 多人，实职处级干部只有 4 人，可以想象其成长之路多艰多难。 中县的处级职位分布是： 县委：县委书记 人大：人大主任 县政府：县长 政协：政协主席 一、处级轨迹 1999 年以来，中县共有处级领导 9 名，下面是他们从副处级到正处级的轨迹：

从四大家一把手副处级晋升为正处级的时间来看，只有 1 名县长是 5 年内，其它 8 名都是 10 年内，平均时间间隔为 7.2 年。从单位分布来看，10 年间，县政府有 5 位县长，县委有 3 任书记， 而人大政协各分别只有 2 名主任和主席，说明一线岗位领导流动率要大于二线岗位，也说明一线岗 位是领导的蓄水池和历练地，是晋升的中转站。从轨迹类型来看，8 名县领导都是跨单位晋升或者 异地提拔，只有 1 名县长是由中县常务副县长晋升。 下面来看县领导各个级别之间的平均晋升时间间隔：

从平均时间间隔来看，从一般干部晋升为副科级，是需要时间最长的，从副科晋升为正科，则 是时间间隔最短的，这些领导能成长为县领导，和这个时间间隔短有很大关系。正科到副处，和副 处到正处，时间间隔都需要 7 年多。这样，1 名 22 岁毕业的大学生，30 岁成为副科，33 岁成为正 科，40 岁成为副处，48 岁成为正处，55 岁成为副厅。所以县乡领导干部基本上到正处级就到头了， 极个别的可以成为副厅级，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生命周期。 下面考察 1978 年以来四大家正职领导的轨迹。 二、县委书记和县长轨迹

1978 年以来中县县委书记轨迹主要是三种：一是县长晋升，从 1991 年以来，基本都是这种模 式，已经形成了很稳定的路径。陈道白的行暑副秘长只干了 6 个月，是个过渡，之前其是黄县县长。 等于是 10 位书记有 6 位是这种路径，并且基本都是本县县长晋升，而从政治形势上来看，现任县 长接任县委书记也基本确定。二是县委县政府副职晋升，这种路径只存在于 1990 年之前，更进一 步是说 1984 年机构改革前后，当时破格提拔学历干部，张大功、陈大军都是这种情况，这种路径 1990 年之后不再出现。三是市直和部委办干部下派，个案很少，也是一种路径。从任职时间来看， 基本是 5 年以内，平均是 3.3 年，等于是一个任期满就要调整①。 下面看 1978 年以来中县县长的轨迹